中西文化交流的园林媒介:圆明园
编者按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64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我们特邀中国圆明园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所长阚红柳教授撰写专文《中西文化交流的园林媒介:圆明园》，以示纪念。
圆明园，这座汇集了彼时古今中外园林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被英法联军的大火毁为断壁残垣。今天，我们不仅要铭记只有国家强大民族振兴才能避免悲剧重演的道理，也要从艺术，科学，文化的对话与互鉴，中西方园林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清代 “特色” 外交等方面来深入地研究圆明园。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以史为用，既要保护历史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也要科学研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阚红柳教授是清代皇家园林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巨擘。此次刊发的文章中，阚教授从不同的维度详细阐述论证了圆明园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的。细读之下，我辈更应赓续前行，奋楫扬帆，在保护和研究圆明园方面做出更大成就。
中西文化交流的园林媒介:圆明园
阚红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互动较为频繁，圆明园作为古典造园艺术达到巅峰时期的杰作，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圆明园里活跃着一些各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参与宫廷建筑，园林和工艺美术的设计活动，也传输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园林，标志着18世纪欧洲建筑与园林艺术已大规模引入中国皇家园林，堪称欧洲和中国的建筑体系及园林体系结合起来的创造性尝试。与此同时，经由传教士推介，圆明园盛名远播海外，在英法等国掀起了中国园林热。圆明园也是清帝接见来华使臣的重要地点，是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历史见证，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以及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是其中典型的历史事件。
一、西方传教士艺术和科学活动的舞台
明末西方传教士东来，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注重与宫廷密切接触。入清以后，仍有不少传教士以其学识和技艺服务于清代帝王，供职于内廷。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后，康熙帝 “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者又三之二”，于是皇家园林也成为传教士活动较多的地点。雍正三年(1725)八月，雍正帝首次驻跸圆明园，强调 “凡兹起居之有节悉由圣范之昭垂，随地恪遵，罔敢越轶.其采椽栝柱，素甓版扉，不斫不枅，不施丹雘，则法皇考之节俭也。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墀，观射于圃，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春秋佳日、景物芳鲜、禽奏和声、花凝湛露、偶召诸王大臣从容游赏、济以舟楫、饷以果蔬、一体宣情、抒写畅洽、仰观俯察、游泳适宜、万象毕呈、心神怡旷、此则法皇考之亲贤礼下、对时育物也。此后，清王朝的园林理政中心事实性迁移到圆明园。而据蒋友仁记述，“ 在(圆明园)这座别宫的花园入口处有一座如意馆 (tou-y-koan)，它是中国和欧洲画家，制造自动装置或其他各种机器的欧洲钟表匠及加工宝石和象牙的工匠们工作的地方。除了这个皇帝不时会光顾的内部工场外，皇宫周围还有许多各种类型的工场，大批工匠为了装饰宫殿而经常在这里工作。”由此、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韩国英、汤执中、艾启蒙等传教士长期工作于圆明园、并遵循清帝意旨在圆明园的园林建设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传教士首先参与的是圆明园的艺术装饰工作，作为御用画家，他们为圆明园绘制了不少精美画作。意大利耶稣会士郎世宁(1688-1766)于公元1715年来京，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专以绘画供职于内廷、清代档案中留下了大量清帝指令郎世宁为圆明园绘制图画的记载。如雍正五年闰三月二十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二十六日司房太监陈玉来说、总管太监陈九卿传旨:着传郎士宁圆明园来、将此牡丹照样画下。钦此。于四月二十五日郎士宁画得牡丹画一张，郎中海望呈进讫。” 圆明园的牡丹享有盛名，郎世宁奉雍正帝之命，入园画牡丹，既得信任，也获得恩宠。除了中国画传统的题材之外，郎世宁也奉命画一些西洋装饰。如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太监刘希文传旨:万字房通景画壁前着郎士宁画西洋栏杆，或用布画，或用绢画，或用绫画，尔等酌量画罢，不必起稿呈览。钦此。” 栏杆油画最后改成了山水画，这幅西洋装饰画并未启用。
入乾隆朝后，郎世宁获得的宠信更盛于前，乾隆元年十五日十一月十五日，“太监毛团传旨，着唐岱，郎世宁，沈源画《圆明园图》一副。钦此。于乾隆三年五月十一日唐岱将画得《圆明园图》一副、持进、贴在清晖阁讫。” 郎世宁的画作、装饰在九洲清晏、西峰秀色、方壶胜境、慎修思永、濂溪乐处、万方安和、淡泊宁静等地、在长春园内的西洋楼更是广泛应用。如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十一月初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谐奇趣东面游廊两进间三面墙棚顶并吊屏九幅俱着郎世宁等画西洋画。钦此。” 除郎世宁外，圆明园中也有不少王致诚的装饰画。郎世宁等传教士还设计建造了圆明园内的西洋楼和水法。
圆明园是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重要空间。蒋友仁在信中写道，“我还奉旨于严寒稍退时去那里(指圆明园)教四名太监用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赠送的抽气机的方法;同时，当皇帝指定的太监们在皇帝跟前进行操作时，我要向陛下解释抽气机的性能和作用。” 传教士还以制造奇器的方式在圆明园中进行了一些科学实验，在钱德明的信中提到，“能使他(乾隆帝)感到高兴的还有杨自新(Thibault)神父根据皇帝的旨意刚刚幸运地制作完成的一只有自动装置的狮子，这种狮子能像普通的走兽那样行走百步，而所有能使狮子运动的发条皆藏在狮子的内部。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凭借最普通的钟表原理，这位可爱的神父就能够发明和组装出各种令人叫绝的机械装置。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其最后完成之前，亲眼见过这种狮子，而且还见过他让这种狮子在宫内行走。同样能够获得皇上恩典的还有至为尊敬的西吉斯蒙 (西吉斯蒙德) 神父，这位传信部的传教士制作了另一个自动装置，这一装置原打算采用人的形状，并将以人的平常方式来行走。” 另据汪达洪介绍，“抵京整整一年后，我作为钟表匠被召至皇帝身边，不过说我是机械师更为恰当，因为皇帝要我做的其实不是时钟，而是稀奇古怪的机器。在我到达前一些时候去世的杨自新(Thibaut)修士为皇帝制造了一头(机械)狮子和一只老虎，它们能独自行走三四十步。现在我负责制造两个能拿着一盆花走路的机器人。我已干了八个月，还需整整一年方可完工。这就给我了仔细观察皇帝的多次机会。” 利用机械装置的原理，传教士们在圆明园中进行了科学的组装和实践。
此外，传教士在清帝接见外国使臣时担任翻译，如雍正五年(1727)夏四月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抵达北京，赴圆明园觐见，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神父充当翻译。传教士在圆明园中承担着传输西方知识的职任，他们发挥的作用是多元的，在引入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无所不知的形象。王致诚认为，“在宫中的欧洲人不应当忽视任何事物，因为人们往往根据其行为来评价他们。如果人们在皇帝的库房中发现既不知其用法，又不知其名称的某种机械装置，乐器，矿物或药物，人们一定会叫我们去告诉他们。如果人们从世界上的某个国家带回某种尚不知名的珍稀之物，那也还是要我们去搞清楚它们，似乎 '为陛下服务的法国人或欧洲人' 这一号称标志着其对来自外国的一切无所不知。”
传教士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承担了中学西渐的任务。在蒋友仁笔下，“中国人在他们的庭园装饰中善于优化自然，这种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艺术家最受赞誉的境界是看不出他雕琢的痕迹，艺术与自然融为一体。与欧洲不同，这不是那些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通道，不是那些可以远眺无数优美景象的露台，眼见的东西太多，使人无暇对某些特别的事物进行遐想。在中国的花园中，不会让你产生视觉疲劳，目力所及几乎是一块恰到好处的空间。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它的秀丽使你怦然心动，使你赏心悦目。百步之后，新的景色又呈现在你眼前，引起你新的赞叹。” 经由西方传教士的书信，圆明园盛名远播海外，在英法等国掀起了中国园林热。
二、中西方建筑、园林体系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乾隆十二年(1747)，偶然看到西洋喷泉画作的乾隆帝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要求下，郎世宁和蒋友仁分别承担了西洋楼和水法的设计和建造。乾隆四十八年(1783)。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规模宏大的西洋楼建筑群竣工。圆明园西洋楼、是中西方建筑、园林体系结合的创造性尝试。
耶稣会士的书简能够帮助还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钱德明在信中提到，“能够使皇帝感到的高兴的还有能提供更为变化多端、赏心悦目的喷射水柱的来自圣-彼埃尔山谷的著名的机械装置、这些喷射的水柱为由郎世宁神父设计并监工制造的欧洲风格的建筑群起了装饰作用。” 蒋友仁写到，“就是在这些花园中、皇帝要建一座欧式的宫殿、从内部到外观都装饰成欧洲风格的。他将水法建设交我领导，尽管我在这方面的低能已暴露无遗。” 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汤执中神父，“汤执中神父还用一些喷泉与瀑布把御花园装点得更加好看。这一工程尚未竣工，蒋友仁 (米歇尔·贝诺斯特) 神父现在那里负责此事。这位君主还让人建了一座欧洲式的宫殿，其规模比他在七年前所建的那座欧洲式宫殿还要大。皇帝似乎对欧洲人在机械方面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以显赫的职位去奖赏他们。但皇帝的奖赏也就仅限于此，我们神圣的宗教几乎没有借此得到传播。” 韩国英神父在圆明园里工作了四年之久，他 “在皇宫(指圆明园)里做了一座配有喷射的水柱、鸟的鸣叫声和变换不停的动物形象的大水钟”。
西洋楼位于长春园北部，邻北围墙，东西宽约850米，南北长约115米，占地8日。13公顷。自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筹划建筑，乾隆十七年谐奇趣主体建筑完成;乾隆二十四年(1759)，建成海晏堂、方外观、大水法等;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大水法以北建成远瀛观，西洋楼建筑群终告竣工。西洋楼由西到东依次主要布置了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六幢建筑、三组水法则分别设置在谐奇趣的石阶前、海晏堂的西南大门前和远瀛观的南面。巴洛克风格的宫殿宏伟壮观，喷泉的造型设计巧妙多样，整体上是一组欧式的宫殿和园林，但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园林细节又吸收了中国园林及建筑的优点，进行了中西结合的尝试。在总体布局上，以欧洲传统的几何构图为主，局部则采用中国古典园林的自然山水布局。“在造园内容上、既有西洋的宫殿、迷宫、线法画、水法、花坛和绿篱、又有我国的竹亭、叠石和甬路;既有西洋石狮子、石翻尾鱼、又有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青铜雕塑。在建筑上，既采用了大理石雕花券柱，又加盖了重檐琉璃瓦屋顶，并在抹灰的墙面上使用了彩色琉璃浮雕装饰。” 西洋楼创造性地把中西方建筑、园林建造技术、工艺、理念等相互糅合、从宫廷园林文化的角度向世界证实十八世纪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和高度。
乾隆帝本人的御制诗序回溯了建造西洋楼和水法的初衷，“堂(指泽兰堂)北为西洋水法处，盖缘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指葡萄牙)来京朝贡，闻彼处以水法为奇观，因念中国地大物博，水法不过工巧之一端。遂命住京之西洋人郎世宁造为此法，俾来使至此瞻仰。” 嘉庆帝的《远瀛观》诗更加直接地表明了建西洋楼以怀柔远人，普施教化的天朝上国姿态:“楼式仿西洋，圣皇声教彰。远瀛咸向化，绝域尽来王。可识天威畅，同沾惠泽长。大清超万古，继序凛无遑。” 十八世界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仍然秉持康熙帝以来的 “西学中源” 说，视高度发展的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未予充分尊重，也谈不上平等相待。
三、中西方外交往来的历史见证
自雍正朝后，清代帝王久居圆明园，故御园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皇宫的政治中心。据《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述，“臣等谨按:苑囿之设，所以循览郊原，节宣气序。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搜狩;而畅春园创自圣祖，圆明园启自世宗，实为勤政勅几，劭农观稼之所。皇上绍庭继述，每岁恭值驾幸圆明园。凡莅官治事，一如内朝，晷刻靡间。” 宫苑协同配合、完成御门听政、章奏报送、臣僚觐见、选官任官、阅试武举、赐宴蒙古王公、接见外国使节等政务处理链条、圆明园、见证了中西方外交往来的一系列重要事件。
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公使麦德乐来京，期间三次到圆明园觐见。据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记载，“6月7日，大使要到皇帝住的乡下别宫(指圆明园)去送呈国王的礼物，这些礼物都非常精美，很难想像还有比它们更精美的东西.装礼物的箱子里面和外表都非常漂亮，原封不动送到皇帝面前。这些箱子的确制作得很精致，盖着天鹅绒，有饰带和金流苏，银锁银钥匙。大使是用了晚餐后呈送礼物的。” “过了几天，皇帝命人给大使先生送一千两银子，并命人传话，并不是因为大使缺钱花，而是他想礼遇远道而来的客人。再说，客人也应该买些中国的好东西带回欧洲去。我当时不在大使的宾馆，他让自己的翻译表达了谢意，并请求晋见皇上致谢。皇帝允准了，并且说要让他看他新建的乡下别宫的花园。” 6月13日日，“大使先生去向皇帝陛下致谢，受到了跟第一次一样的招待，请他吃了饭，然后请他登上游船，让他看看宫中所有的花园。” 7月7日，“大使先生奉召晚上去圆明园，为了避开白天的酷热，还让他在亲王的府中过夜，亲王就在皇帝住的宫附近，这样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晋见皇帝，向皇帝告别。他六点就来了。殿上只有两三个大臣，台阶上站满了身着礼服端酒和水果的内侍们。在走廊上有两队乐师和琴师。竖起了一顶黄色帐篷、里面摆了餐桌、金、银器皿餐具放在院子里。” 麦德乐是清代官方记载中较早在圆明园获得觐见的外国使臣。
乾隆时期，圆明园成为接待外国来使的重要场所。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京，四月初九日，巴哲格前往圆明园进献礼物，乾隆帝在山高水长搭蒙古包宴赏。四月十六日，乾隆帝在长春园澹怀堂宴赏巴哲格，并赐观西洋楼谐奇趣水法，端午日又准许其到福海观看龙舟竞渡。圆明园的山高水长，筵宴接待过朝鲜国，暹罗，安南，琉球等国使臣。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嘎尔尼来京，英王赠乾隆帝之天球仪等代表尖端科技水准的物品安放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该使臣被引导至圆明园西洋楼水法等处游览观赏，因涉及礼仪问题，这次访华不欢而散。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在山高水长武帐宴赏荷兰使臣，并赐观水法。
在乾隆朝的对外交往中，仍然以传统的朝贡制度，藩属关系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外国来使被定义为贡使。据乾隆帝御制诗序，“前岁咭唎国使臣等至京朝贡，亦令阅看(水法)，深为叹服。昨冬广东督臣长麟，抚臣朱珪奏荷兰国使臣嘚胜等以今岁为朕御极六十年大庆，恳请来京朝贺，鉴其数万里外，慕化悃诚，因允其请。已即于腊月到京，新正并与朝贺宴赏。节间令于是处观看水法，使知朕所嘉者，远人向化之诚，若其任土作贡，则中国之大，何奇不有，初不以为贵也。” 乾隆帝致力于维护天朝的体面与尊严，对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国家知之甚少，对马嘎尔尼使团提出的期望通商贸易等事宜置之不问。
嘉庆二十一年(1816)，为扩大对中贸易，占领中国市场，英王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嘉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因使臣拒行跪拜礼被逐令回国，中英外交处于僵局。19世纪40年代，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列强环伺，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状态开始面临严重危机。咸丰十年(1860)九月初五，初六日，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劫掠和焚毁，一代名园沦为废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屈辱的一页。
综上所述，圆明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圆明园，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开展艺术创作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舞台;圆明园的西洋楼和水法，是中西方建筑，园林体系结合的创造性尝试;圆明园，作为重要地点，亲历了一系列外交事件的发生，发展。圆明园，可谓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