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金玉参建的“海淀园庭工程”是圆明园
雷金玉参建的“海淀园庭工程”是圆明园
张威
清同治四年（1865年），“样式雷”第四代传人雷景修在京西宛平县巨山村（今海淀区四季青镇内）为其祖辈重修坟茔，并立碑“表彰祖妣盛德”（雷景修笔记）。雷氏祖茔的墓碑，于1950年代被搜集北京地区石刻资料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拓印，其中有一通为雷景修追述其曾祖样式雷世家的创始人——雷金玉业绩的《雷金玉墓碑》
碑文中有：
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蒙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赏七品官，食七品俸。又因曾祖考七旬正寿，又得蒙皇恩钦赐，命皇太子书“古稀”二字匾额。
这段文字为研究雷金玉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
1987、1988年王其亨师结合《雷金玉墓碑》、《雷氏迁居金陵述》等史料，先后撰文《“样式雷”世家新证》[1]（与项惠泉先生合作）、《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2]，澄清了朱启钤先生撰写的样式雷世家研究的开山之作——《样式雷考》[3]中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并提出了雷金玉参建的“海淀园庭工程”为畅春园，其“正殿”为九经三事殿的观点。
1997年，作者投师王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为样式雷图档。从1998 年到2000年夏，在与国家图书馆商谈合作的过程中，作者做了一些文献工作，并复制了全部雷氏祖茔碑文的拓片。王师嘱作者撰文，公布文献研究的新进展并系统介绍雷氏祖茔的全部碑文。令作者兴奋的是，2002年7月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查阅雷氏家谱及朱启钤先生手稿等中国营造学社遗物时，文献研究的新进展被全部证实，后来发表在《朱启钤〈样式雷考〉疏证》[4]（与陈秀女士合作）一文中；而系统介绍雷氏祖茔全部碑文的文章，则因在研究中作者对“海淀园庭工程”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而被搁置。
2000年9月正式启动了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的扫描工作，散藏在国内外各机构的其它样式雷图档也陆续得到了整理和研究。截止今日之所见，没有任何一件史料提到雷金玉曾经参建畅春园。倒是有一些直接、间接证据显示“海淀园庭工程”为圆明园。最重要的是雷思起笔记《精选择善而从》中有关雷金玉“蒙皇恩钦赐内务府七品职衔，赐圆明园之工程处长各作之掌班爵，办理楠木作事务”的明确记载
因此，2003年12月，作者与陈秀女士合作撰文《朱启钤〈样式雷考〉疏证》，第一次提出了“雷金玉圆明园正殿上梁”的观点。因正文篇幅所限，论据被放在了注释（注释9）中：
结合雷思起笔记《精选择善而从》中有关雷金玉“蒙皇恩钦赐内务府七品职衔，赐圆明园之工程处长各作之掌班爵，办理楠木作事务”的记载，可以确认《雷金玉墓碑》中所谓雷金玉参与的“海淀园庭工程”是圆明园而非畅春园。
随后，2007年6月，作者发表《试析“样式雷”的身份与职业地位》[5]一文，在注释（注释11）中再次对《雷金玉墓碑》中“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策皇恩召见奏对”之语做出说明：
目前对这段文字中的“海淀园庭工程”的解读尚存歧见：王其亨先生认为指的是畅春园。曹汛先生认为不可能是畅春园；作者认为指的是圆明园，碑文中所谓的皇帝是当时尚为雍亲王的胤禛。
因为王师两篇大作发表时间早、传播广，所以作者两篇文章中的新见解并没有在业内产生大的反响，几乎所有关于雷金玉生平的介绍都沿用王师“海淀园庭工程”为畅春园的结论，甚至连被王师否定的雷发达太和殿上梁的传说也被当作史实宣传。
2011年4月，郭黛姮先生在《紫禁城》发表论文《圆明园与样式雷》[6]，指出“有人（指作者）认为这里（指《雷金玉墓碑》）所说的‘海淀园庭工程’指的是圆明园”。但郭先生对作者的观点并不同意，认为：
圆明园也确实在这时（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开始建设。但对于“海淀园庭工程”是否为圆明园的问题，从圆明园的造园史便可找到答案。康熙四十六年建园时，胤禛对待自己赐园采取的是一种不事声张的态度，一是当时的圆明园建筑规模不大，未建大型殿宇，其中尚无称得上“正殿”的、技术难度大的建筑，再则皇帝康熙不一定去参加每一处皇子赐园的上梁仪式，更不可能仅仅参加皇四子胤禛的赐园上梁仪式，并“召见奏对”，雷金玉赐七品官之事不可能发生在圆明园初建时期。因此这里所说的“海淀园庭工程”指康熙为自己所建的畅春园的正殿更为合理。
从该文注释中可以看到，郭先生阅读了拙文《朱启钤〈样式雷考〉疏证》，但似乎只读了正文，而没有注意到注释披露的《精选择善而从》中的那段史料。
在此，作者愿就“海淀园庭工程“为圆明园的结论稍做阐释：
《雷金玉墓碑》的记载为雷景修对雷金玉158年前事迹的追述。时过境迁，至今日，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碑文内容的还原应更多地重视雷景修当时所处的语境。同时，雷景修的文字简略有余而严谨不足，是后人对“海淀园庭工程”的理解出现歧见的根本原因。当然雷景修不是历史学家，不应对其苛求。
作者认为，解读碑文的关键，在于碑文先后提到的3个“皇”，不论是涉及到康熙朝还是雍正朝，指代的均为胤禛一人。而不是王师、郭先生理解的前段碑文（康熙朝时）中的“皇”为玄烨，后段碑文（雍正朝时）中的“皇”又换成了胤禛。
根据这一理解，雷金玉从康熙朝起就为当时身为雍亲王的胤禛效力，在兴建圆明赐园（正殿为“圆明园殿”，雍正三年（1725年）改称“九洲清晏”）的过程中，被后来做了皇帝的胤禛所器重，赏赐了七品官职。雍正六年（1728年）雷金玉七十大寿时，已做了皇帝的胤禛又命虽然后来做了皇帝但并没有做过“皇太子”的弘历书“古稀”二字匾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发现王师与何蓓洁2010年1月发表在《建筑学报》上的《朱启钤〈样式雷考〉校注：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兼样式雷图档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80周年》[7]一文已经认同“海淀园庭工程”为圆明园。该文对《样式雷考》“以内廷营造功钦赐内务府七品官，并食七品俸”一句所做的注释（注释27）为：
雷金玉这一事迹最早见载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抄本《雷氏大成族谱》，距雷金玉去世不过27 年。又《雷金玉墓碑》：“恭遇康熙年间修建海淀园庭工程，我曾祖考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蒙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赏七品官，食七品俸。”《精选择善而从》：“又蒙皇恩钦赐内务府七品职衔；赐圆明园之工程处长各作之掌班爵，办理楠木作事务”。三种史料均肯定了雷金玉被钦赐内务府七品官的说法。赐官的缘由，则是碑记中提到的“康熙年间海淀园庭工程正殿上梁”，即朱文所言“内廷营造功”。
释文认定三种史料记述的是同一桩史实。因此，按《精选择善而从》中的明确记载，“海淀园庭工程”即为圆明园。学生不敢掠美，恭录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