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的文化意义
圆明园的文化意义
于涌
一、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圆明园
我自小生活在北京，住在北京大学蔚秀园，也许去得最多的公园就是颐和园和圆明园了。在童年的记忆里，如果说颐和园是和长辈们游览的皇家园林，那圆明园就是我和一群小朋友们划船玩耍的好地方。这里的水道忽明忽暗，时而幽深，时而广阔，要是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嘣嘣跳跃的鱼儿跳上船。作为出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改革开放”春风里的70年代出生的人，圆明园也不只一次地出现在小时候的周记作文里，那些曾经在圆明园散落的石块前发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豪情壮志也随着日常重复的生活逐渐模糊在记忆里。在离开北京来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后，给我影响最深刻的是关于西方文化景观和人文精神的学习。当我在聆听那些才华横溢的教授们深情自豪地讲述欧洲那些保护良好的古代园林和小镇以及它们所体现出的西方文化精神的时候，圆明园那一片断壁残垣却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圆明园作为大清帝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曾经是如此的辉煌，而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又是如此的惨烈，经历了大喜大悲之后又成为猪场、鸡场、农场等工农业用地兼遗址的地方，到如今在成为被国家政府保护的遗址公园。与很多著名的西方皇家园林一样，圆明园是世界艺术文化宝库里的明珠；所不同的是，她经历了太多的悲喜故事，如今已是辉煌不再，多少楼台烟雨中了。尽管如此，人们对她的情感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更加强烈了。如果说中国园林建造的主要目的是营造一种心境。那么世界上也许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像圆明园这样能集中承载如此多情感的地方。
圆明园内春天姹紫嫣红开遍的花朵，是繁华；
夏天酷暑中那成片连天的荷花边的枯叶，是无奈；
秋天雨剑风刀中西洋楼遗址，是悲愤；
冬天枯树丛中的一声鸦叫，是孤寂；
园内清晨断石上的一枕清霜，是苍凉；
满地黄叶，怎么走都走不尽的长路，是迷茫；
云在青山月在天的夜晚，是禅意；
云飞意外，鱼偶然跃出池塘，是灵动；
园内趴在石头上晒太阳的野猫，是闲情；
密林下潺潺流动的小河，是幽静；
划船刚由小河窄处突至福海，是豁然开朗；
在福海边举目而望，处处水连天、天连水，是坦荡；
站在一片斜阳中的西洋楼遗址前，体会“落后就会挨打，只有自强自立，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是奋发……
这种集自豪与悲愤，灵动与深沉，喜悦与凄凉于一体的特质，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园林都没有过的。圆明园就象是断臂的维纳斯一样，将人们的想象无限延伸，表达了很多即使是她盛世时也无法表达的情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圆明园。正是因为如此，圆明园并没有从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逝去，她无论是在辉煌还是落寞时，都体现出一种不亚于其他著名园林的人文气质。我们的正是要通过对圆明园文化意象的解读，尝试恢复当时建园者的文化理念，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展现圆明园“花落春常在”的文化精神。
关于园明园的造园艺术，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讨论和研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皇帝们欣赏江南园林之美，仿制各地名园胜地于圆明园中，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然而这种说法还远远不能反映园明园的营造思想。诚然，圆明园内有一些仿制江南名园的建筑，但是这些建筑是随意摆放在园中的吗？如果不是，又是如何经过整体规划的呢？更何况在圆明园中还有大批不是仿制名园的建筑，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思想来规划营造的呢？具体来说，为什么“天然图画”处是竹林？为什么在“坦坦荡荡”处要凿池养鱼？为什么在“紫碧山房”处种植果园？为什么西洋楼要建在福海的东北，长春园的北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圆明园第一次扩建，也就是她由一个皇子的御苑成长为政治文化中心的“万园之园”的最初时代。圆明园原为雍正皇帝作为皇子的御苑。雍正二年，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命山东济南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等为圆明园看风水。此后，圆明园从雍正三年开始大规模扩建和营造。因此，张钟子的这篇风水报告就成为了研究和了解圆明园规划思想的宝贵资料。而本书对圆明园文化的透视正是以这篇报告为核心资料的。
然而张钟子的这篇风水报告只是寥寥数字。他虽然指出圆明园是以中华大地西北为高山，东南接大海的地形地貌为蓝本，以九宫八卦为中心布置景区而修建，但只是阐述了圆明园的总体规划思想，对具体景区的营造却言之甚少。究竟圆明园是否按照这种规划思想来修建，还需要其它佐证。到乾隆年间，圆明园又一次大规模扩建，可以说圆明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其中以著名的圆明四十景为代表。本书正是以圆明园四十景为基础，尝试恢复当时建园者的文化理念。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强调中国传统园林的特点。与西方几何式的花园相比，中国传统园林的第一特点就是“自然”。然而圆明园虽宛若天开，却是人造。在一幅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的背后是大量堆山挖湖的工程，甚至连圆明园内的第一大湖----福海也是人工湖。这些工程当然不是随意建造，而是根据某种营造思想和理念完成的。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只强调传统园林的“自然”风景，而忽略这种自然风景背后建构的“自然之法”，就会很大程度上地低估中国传统园林在营造上的创造性。
要想挖掘圆明园背后的营造思想，我们需要研究中国传统园林的第二特点——意境。中国传统园林讲究的是营造一种意境，正所谓“一切景物皆情语”，在看似自然平凡的风景的背后都有触人心玄的情感和含义。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圆明园内各景区的象征含义和文化意象进行解读，力求多方位多角度地挖掘圆明园的营造理念。例如：“天然图画”位于东方，按当时布景的文王八卦是震卦，震属“木”象征竹，所以“天然图画”为竹林。“坦坦荡荡”位于西方兑卦，兑为“口”，象征池塘， 所以“坦坦荡荡”凿池养鱼。“紫碧山房”象征昆仑山。昆仑山为西王母的居处，所以圆明园的果园建在“紫碧山房”，意为王母娘娘的蟠桃园。西洋楼位于象征大瀛海的福海对岸，代表九州以外的方外世界等等。
要想了解圆明园内各景区的象征含义和文化意象，我们需要着手于中国传统园林的第三特点——园内各景点、各建筑充满诗意的取名，牌匾、对联的文化涵义。人们常说，要想知道圆明园有多美，就去看看她各景区的名字：九洲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上下天光、茹古涵今、长春仙馆等，仿佛一幅幅美景就在眼前。如果说中国传统园林讲究的是营造一种意境，那么园内各景的名字，牌匾，对联等往往就是这种意境的点睛之笔。这些东西很难从西方园林中找到，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一大特点，因此他们也就成为了研究圆明园营造思想的重要材料。关于圆明园的诗词歌咏，以乾隆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的题诗为顶峰。圆明园四十景图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圆明园内的美景，一向是圆明园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但与此相对的图咏（咏圆明四十景的诗词）却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乾隆皇帝作为圆明园的主人，集中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规划师、建筑师从事其事，御笔亲题的圆明四十景咏与一般游记式的诗词不同，它们绝不是图画的点缀，而是集中反映了圆明园规划设计的理念和思想。这些景区的名字和题诗，与圆明园的风水报告相互印证，再加上对园内牌匾、对联和各景区的功能和主题景观的研究，圆明园的基本规划思想以及圆明四十景之间的关系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圆明园的建构是以自然山水为依托，禹贡九州的中华地理意念和九宫八卦的时空关系为中心，首尾贯穿昆仑、蓬莱两大神话体系，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结合的意识和宇宙观，体现了中国人不仅用“逻辑”去思考这个世界，更是用“心”去感悟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本书名为“移天缩地到君怀”实为旧瓶装新酒：这里的“天”和“地”指的是圆明园文化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而这里的“君”不是指皇帝，而是象你我一样的每一个平凡人。希望能通过对圆明园的研究，展现东方特有的自然哲学和精神信仰。
二、園明园----中华文明的园林体现
世界是什么样子？画家把自己内心对世界的感受用色彩和图案表达出来；诗人把他心中的对世界的感情用韵律诗句讴歌出来；作家用他的笔把自己认知的世界用语言描绘出来；科学家追寻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并用科学术语与公式将客观的世界表达出来；工程师则将科学理论运用到对世界的建造实践中。城市规划家，建筑家、园林艺术家既是科学家，工程师，又是艺术家。他们通过对景观的设计建造来表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在诸多的景观中，皇家园林最具代表性。她不仅可以反映了一个时代和民族的建筑科学技术的水平，而且能够体现这个时代和民族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和思想精神文化的追求。可以这样说，皇家园林是在历史演进中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
世界任何一个有尊严、有独立文化系统的国家都有代表本国智慧的国家园林，而许多文明古国都以自己民族的皇家园林作为国家园林的代表。例如，法国的凡尔赛宫苑，德国的波茨坦皇家园林、日本京东都皇家园林、俄罗斯的冬宫和夏宫等等。从艺术上讲，西方的造园起源于古西亚的波斯，即古波斯所称的“天国乐园”。它是人类对天国仙境的向往与企盼，而其发展则来源于人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在西方皇家园林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奢华和浪漫的法国园林，热情和理想意大利园林，还是优雅与自然的英国园林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不同国家民族对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向往。
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在这里诞生的东方体系最初形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同其它国家的皇家园林一样，中国古典皇家园林同样表达了我们祖先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与西方古典园林不同的是对自然和宇宙的感悟给中国园林的设计者以极大启迪和创作灵感。在西方的皇家园林中，也许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其宏伟壮丽的宫殿和严格规则化的园林设计。从古希腊哲学家就推崇“秩序是美的”，大自然必须按照人的头脑中的秩序、规则、条理、模式来进行改造。因此，西方皇家园林中的建筑、水池、草坪、花坛、和阿波罗、丘比特等众神的雕塑和喷泉，往往讲究地是几何形状的整一性，秩序性，一览而尽，以几何形状的图案组合而达到的数的尺度和谐。中国古代园林则相反，她的精华在于充分体现大自然的品格和宇宙万物相生相息的变化，进而抒发造园者的情感和理想，在现实世界里创造出人生所憧憬的完美生境。世界在我们祖先的眼中既不是人类战胜大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某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恩赐，而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无论花石走兽，皇公贵胄，平民布衣都在浩瀚的宇宙变化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中国的古典园林体现的是“一切景物皆情语”的心灵诗意，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无限的情谊。而园林的整体文化意象，是在空间上展开和时间的延续中感知的。 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创造和发展了一套以阴阳八卦为基础， 时间与空间相接合的有机循环观念。因此在中国园林中，庭院重深，空间上要求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无论是天文上的斗转星移，还是地理上的山川雨雪，或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都可以通过时空结合的象征主义从一个小小的古典园林设计表达出来。在时空上不同观念和处理方法，是中西造园上的本质区别。
在众多的古典皇家园林中，圆明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康、乾盛世时期的智慧结晶。她体现了当时中华民族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处理天、地、人关系的特殊思维，表现了东方交明在环境布建中崇高理想境界的最高追求。圆明园在世界园林史上被称为“万园之园”。在山环水绕之中，她汇集了当时国内江南名园以至世界的若干名园胜景，以园中之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圆明园最著名的就是“圆明园四十景”（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境鸣琴、涵虚朗鉴、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曲院风荷、洞天深处），以及紫碧山房、藻园、若帆之阁、文源阁等处。可以说，圆明园的“梦幻”艺术是东方文明的瑰宝与最高典范、是东方文明的精魂。他是中华文化艺术实体的结晶、是中华文化集大成的一个象征，用园林艺术来表达中华文化的杰作。
三、两种文化体系、两套建园艺术风格
圆明园文化是东方人居环境审美的艺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民俗之中，体现出“敬天法祖”的建筑规划特色。圆明园的兴建从萌芽、诞生、繁荣、顶盛到被焚毁、计划重建、再被破坏，以至到今日的“遗址公园”。这几百年间，我们如果离开了国际文化发展浪潮的眼光，离开了几千年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特别是离开了中国有一整套发展完备的、流派纷呈的园林建筑文化系统,是很难看清楚圆明园文化本质的。圆明园文化是东方儒、释、道结合的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分属两种学科体系、两种思维方式、两种建筑文化传统。圆明园经历了从中西文化撞击到今日开始的中西文化相互理解，至今21世纪圆明园文化伴随着中华的和平崛起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这欢悲离合的漫长过程。圆明园的保护、利用、新生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中国和平崛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圆明园的命运是与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分不开的。因此，对圆明园文化的研究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从本土的文化出发，还原圆明园营造的传统理念。
四、东方梦幻园林的杰作西方文学巨匠雨果笔下世界文明史上的两类艺术奇迹,过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谈起过圆明园。
人们常说：希腊有巴特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而东方有圆明园。要是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但大家也梦见过它。这是某种令人惊世骇俗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宛如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瞥见的亚洲文明的剪影。”雨果说：“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了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了东方艺术。如同帕特农神殿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萃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作的全部成果。与帕特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仙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神仙洞府。这就是圆明园”。
世界的科学与文明因地域而异，其间经过不停地交流与融合、淘汰与创新。时至今日，其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无非是两大源头、两种学科体系。一是西方的文明，它有一套建立在分析、抽象、归纳、演绎等逻辑基础上的思维方式与观察、实验、取样、分析等科学方法；产生了理念艺术。另一是东方的文明，它有一套取象比类、心物感应、象、数、理、气等的思维模式，从整体的有机观念出发，来认识天、地、人、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梦幻的艺术。
建筑规划学也有两套系统，一套源自西方的系统，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的基础上；一套是传统的中国风水系统，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有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研究“气”、“势”、“理”、“形”等建筑规划观念。西方的建筑学、规划学是上个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中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数千年间，中国人也有自己的城镇、也要住房子，无不是在风水思想指导下建成的。世界上的园林文化至少有两大套系统，就像医学有一套西医的系统，它是建立在细胞学说、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又有一套传统的中医系统，它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的整体有机理论之上，有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研究“气”、“势”、“理”、“形”等等问题,这就是雨果称之为的“梦幻艺术”。理念艺术和梦幻艺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二者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存在重大的差异。前者重精密的分析，准确的数量衡量和遵循固定的程序和法则；而后者重直觉的体会，正如《文心雕龙》所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 它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情感，想象和经历经验出发，了解自身、感受世界。今天，我们研究圆明园，正是要从梦幻艺术的思维角度，还原圆明园营造的传统理念。
五、圆明园---中华文化兴衰的一面镜子
圆明园与附园长春、绮春（万春）两园合称圆明三园。圆明园的盛、衰、起、伏，是近三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变化的写照。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祯（雍正）的“赐园”，1722年雍正即位后，依照紫禁城的格局，大规模建设。到乾隆年间，清朝国力鼎盛，是圆明园建设的高潮，以倾国之力，空前的规模扩建圆明园。圆明园的兴建、发展和高潮不仅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乾盛世”，也是第一次西学东渐之时。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虽屡有修缮扩建，但由于国力日渐衰落，财力不足，圆明园也逐渐衰败，并在1860年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一段的历史。 圆月园的兴衰是中华文化盛衰起伏的指示剂。圆明园是中国人民看清中国近代史，世界人民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
1、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二是鸦片战争前后直到“西学东渐”自利玛窦入中国传教始。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此期在西方，航海家利用展转向中国学到手的罗盘指南针，“发现”了新大陆，探知了大陆彼岸有陆地存在之后，后继者跟综而至，欧洲人从印度洋继续向东挺进，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1516年来到了广州。此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汹涌而至。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真正的目的仍在传播天主教。但他们的宗教使命完成得并不理想，却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将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许多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传到了中国，包括天文学、历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生物学、医学、建筑学以及音乐与美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天文、历算学的输入。
利玛窦（152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他到中国的主观意图在传播宗教，但客观上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输入西方知识的贡献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他给中国带来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法》等西方的文化。同时，为了完成传教的任务，利玛窦潜心研究中国语言和风俗习惯，并穿起了中国“儒服”服装，广交中国社会的上流人物和知识分子，并通过教授欧洲的科学来赢得有文化阶层的好感和支持。他容许中国的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据他的了解，这些只属尊敬祖先的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还认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国的思想，因为中国传统的“天”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只是中国人不知道他们所信奉的“天”就是天主教的“天主”。虽然利玛窦支持基督教本土化以利于其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他仍然不可避免地带着当时西方人的眼光，写了一本《基督远征中国史》。对于利玛窦来说，中国的民间信仰不是集中在精神方面，而是集中在实际关切的事物方面，比如健康长寿、发财致富、多子多福等等。因而五花八门的神仙、祖宗、精灵和鬼怪都能得到信奉。因此他在这本书中说：“首先我要请求读者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而不是对他们感到厌烦以及丧失从不幸中解救他们的一切希望。应该记住他们已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可是，靠上帝的仁慈以及他们自己内在的智慧，他们的确有着天赋的聪明足以认识并且承认他们的不幸处境，虽然直到现在他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逃避他。”
利玛窦的传教活动，最后可以说是一场失败。一方面，他基督教本土化的传教方法并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同。在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人龙华民担任利玛窦在华耶稣会会长的职务，并掌管在华传教事务之后，一反利玛窦的传教观点和方法，认为“祭祖祀孔”是一种异端的迷信活动，与佛教、道教的崇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是根本违背天主教教义。1645年罗马教廷向中国天主教徒发出了禁止称造物主为“上帝”和禁止祀孔祭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不但没有能用一种(中世纪天主教神学的)思想体系来改变或者取代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而且就其对中国思想的激荡与影响的规模和持久而言，也远不能望魏晋以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项背。但是，无论如何，耶稣会士所传来的西方科技确实大大丰富了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启了他们的眼界；特别是天文算历、舆地、水利和火器等几个重要方面涌现出一批专门著作，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利玛窦之后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文化层面来说，它反映的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相互沟通、融合的问题。早在利玛窦时期，天主教内部就对“礼仪问题”有争议。所谓“礼仪问题”，即是否允许教徒敬孔、祭祖以及是否可以“天”、“上帝”称呼“天主”的问题。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天”、“上帝”附会天主教的“天主”，并允许教徒敬孔、祭祖，这是利玛窦吸引中国人入教的方法。多数耶酥会士秉承利玛窦的遗规。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宫中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徐日升、张诚、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等人很恭敬地给康熙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信中说：“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义，惟尽忠孝之念而已。虽立祖先之先碑，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极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效天之皇礼，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康熙看后，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天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 此时的康熙对这一西方宗教还是很有好感的。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于向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他认为基督教所宣传教义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同出一辙，皆为“天下通义”。
但继利玛窦任中国耶酥会会长的龙华民（Nicolas Longbardi）却取反对态度。在中国，祀天、祭孔、拜祖，三者为最隆重典礼。从天主教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属于偶像崇拜，违反十诫。经过几十年争执，1645年教王英诺森十世颁令否定中国礼仪，但1656年教王亚历山大七世又颁令准行中国礼仪。至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王格勒孟十一世采取严厉禁令，以中国敬孔祭祖等为“异端”，派特使多罗（Carlo T.M.de Tournon）通聘中国，并与在华主教商议实行办法。多罗到京后，皇帝遣大臣问候；觐见时，赐坐，皇帝亲执金樽赐酒。康熙帝耐心地向多罗解释中国的礼仪，说明祀祖、祭孔、敬天决不是迷信。他明确指出：“中国之行礼于牌，并非向牌祈求福禄，盖以尽敬而已。此乃中国之一要典，关系甚巨。”并强调：“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而后因多罗态度顽固而发怒。多罗声称：“欲禁绝中国敬孔子与敬亡人之礼，以为异端，不准教士教民沾染”。这使康熙帝大怒，将多罗驱逐出境，软禁在澳门的一处修道院里，直到病死在那里。
陪同多罗在京的福建主教阎当（Carolus Maigrot）是一位激烈反对“异端”者，他早在1693年就发过“主教训谕”，命令本教区教徒不得供奉祖先灵位、不得参加祭孔礼仪等。1706年8月初，颜珰觐见康熙。由于他官话不精，康熙便命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充任翻译。皇帝让颜珰辨认挂在室中的一幅条幅，上有四字，据称他只认出两字。（注：Adrian Launay，Mémorial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Etrangères.Paris，1916.）于是康熙龙颜大怒并斥责他：愚不识字，焉敢妄论中国之道。意思是你连中国话都说不清楚，凭什么胡言乱语中国传统？康熙帝此后谕示多罗：颜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他宣布：“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 。
天主教又于1715年宣布谕令，再次强调中国信徒不可祭祖祭孔，不可用“上帝”一词，并再帕特使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来华，试图说服康熙。嘉乐于1720年11月25日抵达北京，康熙于12月2日召见，次日又设宴款待，并向其询问为何西洋图中有生羽翼之人。嘉乐详细解释其中的道理，康熙听后说：“中国人不解西洋字义，故不辨尔西洋事理。尔西洋人不解中国字义，如何妄论中国之是非？”在嘉乐的坚持下，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翻译中文读给康熙听。康熙听后完全明白了教廷的用意，他下旨：“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讨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今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按照欧洲文化来裁剪其他文化的倾向。因此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建筑文化信仰、测日凶吉的皇历，祀祖、祭孔、敬天的习俗等等是损害纯正信仰的有害迷信。“迷信”一词也被一些传教士广泛应用于对中国本土文化信仰的解释。罗马教廷对中国清初“礼仪之争“的错误决策，从客观上反映出西方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不理解和偏见。这种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却又欲将自己的信念强加给中国人的态度，则必将遭到中国人的抵制与反对。康熙皇帝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利益的代表者，从最初的理解、尊重、支持到后来毅然在传教士中施行“绿卡制”，为尊重中国礼仪的西洋人发给“信票”，允许他们长久留居中国，对那些反对礼仪的西洋人，即令驱逐出去，并最后不得已而禁教，免得多事。第一次世界文化浪潮，是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和平交流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圆明园建立，发展和高潮的时期。
2、第二次世界文化浪潮
第二次世界文化浪潮汹涌澎湃高潮之时，那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撞击的一个高潮期。自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这次来到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不再是温和的“利玛窦”们，而是“一手持利剑，一手拿圣经”的侵略者。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为了抗英搜集西方资料编辑《四洲志》，已开主动研究西方的风气，改变了被动接受的态势。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屈辱性的不平等条例， 清朝政府面对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包括梁启超所说的层层深入的三个阶段：第一期是首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想学到外国的船坚炮利；第二期开始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体悟到不可能以旧心理运用新制度，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伴随这一过程，对西学内容的引进也逐步提高了层次，由自然科学进到人文科学。梁启超说，第一期“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而第二期“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这就是把进化论、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比较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引进了中国。这些都必然引起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形成思想领域的革命。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是一个时代的节点,是千年荣耀的骄傲与近代百年屈辱的悲哀的交汇点,中国知识精英在这个节点开始重新寻找方向。他们不怕流血，勇于牺牲，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思想的方式，和帝国主义相对抗。于是，“德先生”所重视的民主参与和“赛先生”重视的求真精神，开始更加深入地走进中国人的生活。如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被赋予了更多新时代的内涵。
第二次世界文化浪潮伴随着帝国主义血与火的侵入，中国人民在屈辱的历史中开始了一系列通过向西方学习来达到救赎国家民族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很多学者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一面也提出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例如，钱玄同曾在有过要废除汉字的偏激的言论。他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需要废除汉字。他曾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
当时潮动的方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于是产生了一些全盘西化的言论。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中最辉煌灿烂的东方皇家园林—圆明园也必然成为西方殖民者贪婪追逐、掠夺、毁灭的首选。于是只有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进行自我完善，从而能够拯救民族于危难之间。然而，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也难免带进了当年殖民主义者蔑视中国文化的观念，“汉人学得胡人语，争向墙头骂汉人”。于是出现了很多偏激的言论：“中国没有科学！”“中国没有文化”“要用拼音西化文字取代汉字方形字”“把故宫炸平建成西洋楼”，“全盘西化”，“全盘欧美化”“全盘苏俄化”“一边倒，倒向苏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打倒孔家店”、“批孔”，“折毁古城”、“开发古街区”…。这一段时间圆明园也进一步受到八旗子弟、军阀、地痞、全盘西化者的破坏，而轮为废墟。
纵观第一二次世界文化浪潮，西学东渐从传教士传播基督教天主教开始，到“五四”运动欢迎德先生和塞先生为高潮。而在近代史上，作为西方社会三大支柱（科学，民主，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虽然被中国人所接受，却从象科学和民主那样得到极力的推崇。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近代基督教和天主教进入中国总是伴随着血和火的。19世纪以来一些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掩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第99页）。对这段沉痛历史的记忆，使得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抱有一定的怀疑的态度。
二在对德先生和塞先生的大肆欢迎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对于宗教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批判。
其三，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并不是来自于一种纯粹的与自然无关的宗教，而是在与自然和宇宙进行情感交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天，地和祖先的认知。这种信仰对不同的宗教有一定的兼容性，因为相信“大道”相同。只要守住发自本心对自然和人类的‘善’和‘自由’的信仰，无论是敬天，还是敬上帝都是相同的。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们也许会比较容易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宗教，却很难让他们只信仰西方的宗教。
3、反思“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进行着“西学东渐”，西方的文化大量被引入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关于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认识，我们可以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研究得到反思。《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在这部著作里，萨伊德集中探讨了文化权力的作用以及社会语言对意图和生产的影响。这源于他对话语调动政治权力的兴趣。萨伊德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以为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在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眼中，西方是理智，文明和道德的。而东方是无理性，落后和野蛮的。这种对东方带有偏见的的认识是西方人自己头脑中想象的产物，反映的是西方文化的霸权（Said,1978）。萨伊德还通过论述表明，东方主义认为西方的理念优于东方的理念，这种文化上自以为是的力量，掩盖了东方（在萨伊德的书中指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多数人的真实存在。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认识。中国和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就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它就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成吉思汗西征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道路。当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时，东西文化相遇，不仅中国人对西方存在很多误解，而且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带有偏见的。例如，西方的传教士曾认为紫禁城是根据天主教中的十字架而建造的。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被他们想象成清朝时的样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对对方的文化产生误解本来是很正常的事。然而，随着西方炮火打败了东方，西方文化建立了霸权地位，也就有了文化上的话语权。中国近代史上我们总是听到批评中国无知和自大，却很少有人批评西方人士在他们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妄论。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不无避免地学习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偏见的错误认识。例如我们已经很习惯地把秦汉至明清的“中古中国”说成是封建社会。 而封建一词就源于西方,是指西欧封建制度。西欧封建制度是一种封主封臣制相适应的封土制度。其特点是中央权力衰落，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有独立的政治权力。中国“封建社会”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封建、立部县”，被县制度所取代了。所以，近两千多年的中囯应当是“郡县制帝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封建这个源于西方历史的词汇不能用于概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
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过程表明：社会发展绝不是只有一条道路，而是形态各异，异彩纷呈。文明的冲突怎样解决？历史表明到最后仍然是真枪真炮、血与火的较量。然而，无论是什么国家和民族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都在世界的最前列。因此，看待一个文明，不仅要看它在盛世时的辉煌，还要看它能否在弱势的时候度过难关。“后水复前水，古今相复流”。中国的文化并不像其他文明古国，只是盛极一时就衰落下去，从此一蹶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六千多年以来一直绵延不断，屹立于东方大地。它虽经历了种种痛苦和劫难，但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而繁荣昌盛。在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系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等等这些不仅仅只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而且在我们生活生长在这片土地的时候，就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脉之中。即使激进如当年之钱玄同在对待其兄长等方面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遵循传统文化道德的，这也难怪他后来在1920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钱玄同和他的家族--《书屋》2006年08期）。如今，距离那让人热血沸腾的新文化运动已过近百年，不知道我们在穿洋装，读洋书，享受西方文明所带来的便利之际，会不会在夜深人静，午夜梦回之时，发出象当年胡适一样的感慨：“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而这“安身立命之处”正是我们想丢有丢不了的--传统文化中的哲学道德和精神信仰，也是我们要通过解读圆明园的文化意象所要追寻的。
纵观世界发展史，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是直接通过吸取赫梯、克里特、腓尼基等古文明而发展的。而这些文明又是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公元前30年，罗马灭亡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古希腊文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的延续下去，此后基督教又统治了欧洲几百年。如果当时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们因为古希腊的战败而视它为落后文化，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就看不到西方科学文化的辉煌。因此，只有兼容并包，集百家之长，不薄今人爱古人，才是文明发展之道。我们今天研究圆明园，应该带着一颗发掘和探索的心，尽量去还原古人的营造思想，去找寻它园林艺术背后的建筑理念。在避免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裁剪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寻找我们的精神家园。
六、圆明园文化表现为三个层次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华文化也许是最具美学智慧的。它是诗性的文化。说是诗性的，主要因为中华文化重感性。重感性不唯感性，其感性的表意方式中潜藏着丰富的哲理。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庸教授1942年说：
“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上有着极重要之地位，如看西洋中世纪以前建筑（如罗马教堂），往往使人感觉宗教之崇高而自己的渺小，至近代纽约建筑则与人以压迫的感觉。中国建筑反之，中国建筑予人之感觉则以人为主，物则为宾。任何建筑似均可玩之于掌上者，尤以色泽之调和，富艺术之价值，如故都宫殿，墙基白色，上为红墙，再上为红柱黄瓦，给予人玲珑美丽之感。中国建筑文化不亡，则中国本位文化亦必不亡，且进而将影响西人之建筑”。
从罗庸教授的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特点是注重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互动。山，水，亭，桥在古人的眼中都是富含生命的，而不仅是服从某种规律的设计元素。而园明三园是艺术价值极高的人工山水园林，被誉为“万园之园”。作为“万园之园”，圆明园自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从这个方面来说，圆明园文化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为精神层次、哲学、宗教、神话的层次。圆明园文化的主脉，如整座园林贯穿崑崙神话系统和蓬莱神话系统；“九洲清宴”为中心的“九宫八卦”平面布局；“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为核心的“地气纳天光”、“奉三无私”、“日天琳宇”、“上下天光”；“农心立人”、“耕读立行”的农本、人本精神，…。总之圆明园园园林文化的伟大意义在于反映了中囯原创文化对有关宇宙生成、生命本源、天象、气候，人地关系等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思维系统。形成中国古代宇宙观念和天体演化、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系统,这些认识都必然反映到圆明园这一“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中来。
第二个层次为文化层次，语言、文字、音乐、绘画、礼俗层次，以“礼、乐、诗、画”为核心，也包括节庆活动。第一、二个层次中国古代称之为“道”。“道”是软件系统，他包括了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内容。
第三个层次为物质文化的层次，城市、民居、园林这些可视的器物在中国古代都称之为“器”。从房檐、门宇、厅堂、厨厕、厢房、耳房、迴廊、过道，以及石雕、砖雕、木雕，联额、门扁、扇窗的细纹装饰，饮食文化、服饰以及建筑园林的选址、规划、意景设计、室内装饰布置、家俱形制等等又称之为“器”。“器”属于文化的硬件系统。
圆月园文化包涵着以上三个层次。文化的这三个层次形成了不可分割有机统一整体，如影随形。今天我们研究圆明园文化，正是要从第三个“器”的层次入手，进而了解第二个层次“道”，从而揭示第一个层次---圆明园文化的哲学宗教思维和精神信仰。
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何以立国，惟民族精神是赖。民族精神根源于优秀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是滋养民族生存，维系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独立与统一，推动民族进步、发展和繁荣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爱国，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挺起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有机活体观念下的依山就势形体布建自然天成就地势。反映圆明园园林、建筑文化昔日的博大、灿烂、辉宏的气概。不回避近一百五十年来惨痛经历。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华和平崛起、以圆明园建筑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