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有关圆明园诗作的历史意义

乾隆有关圆明园诗作的历史意义

乾隆做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活到八十九岁，统治中国达六十三年之久。(当皇帝六十年，太上皇三年)而圆明园的兴建，也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乾隆自幼习读经史、青少年时代就熟读儒家经典、易经、春秋及宋代理学以及前朝的历史。他的一生喜爱读诗写诗、所到之处、作诗、题匾、留下许多墨宝。在位六十年间，诗作达四万一千八百首，而且在他皇子时代，还有《乐善堂集》和在其退位三年的太上皇又有《御制诗全集》，这两部诗作，还不在四万一千八百首内。在这诗作中，从朱家溍和李艳琴辑录的圆明园诗，可以看出乾隆有关圆明园的诗作，在他的整个诗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在圆明园的诗作中、大部分是有关四十景及其建筑、景点的诗作。

乾隆的诗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他主张以诗言志，贵有内容，诗作内容涵盖古今。乾隆有关圆明园的诗作，也大多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宫廷区的正衙 -- “正大光明”，是皇帝园居的正殿。清初的皇帝把 “正大光明” 作为圣训，以此自警自戒，用乾隆的话说，是 “三朝家法传四字”。(乾隆四十八年《上元后一日宴廷臣得句》)，认为 “正大光明” 是 “国家万年所奉为法守也”。

作为皇帝批阅奏章、召对臣工的 “勤政亲贤” 殿，有雍正 “为君难” 的题匾。乾隆曾于二十四年(1759年)为雍正的题匾赋诗一首，指出三字取自 “鲁论” 及三字的深刻含意:“宣尼著名训，曾未识躬行。身体惟皇考，于书示后生。……三字垂家法，万年奉永清“，这是大清亿万年的家法大训.此外，在安澜中有 “得趣书屋”，乾隆二十九年曾赋诗《得趣书屋》说明 “得趣” 之名的真实含意:“书斋曰得趣，借问趣若何，春阶葺芳草，夏池复净荷，月竹秋玲珑，雪树冬婆娑。四时趣如此，此亦何足多。伊余别有托，趣不在研摩。宣尼为君难，三字垂金科。诚觉其趣长，躬行励切磋。” 该诗所说 “得趣” 、四季虽然各有趣好、但作为帝王、 “得趣” 更是 “别有托”，那就是祖训 “为君难” 三字 “金科” 玉律，对此更要 “躬行励切磋”。

为使大清王朝永世长存，乾隆还时时告诫宗亲贵族不要纵情逸乐，要 “澹华去侈”;勉励廷臣要勤政爱民。乾隆时代，每年上元前一日，即正月十四日，举行宗亲宴时，对诸王室进行教育，乾隆曾赋诗道:“好日玉轮几逮圆，近支曲宴例依前。澹华去侈心恒念，遇节行时情亦联”。在曲宴廷臣时，乾隆赋诗勉励廷臣:“上元翌日日宴廷僚，例事循环曲宴招;……笙歌醴齐陈嘉礼，正大光明御宴朝;……一岁兹当勤政始，相将敦勗戒逍遥”。(乾隆十三年诗)

作为以农立国的大清王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视农业为命根子。乾隆重视农业更是不遗余力，注意人民生计。而风调雨顺关系着农业收成的丰歉，因此乾隆有不少盼雨求雨的诗作。杏花春馆景区的 “春雨轩”，就是乾隆于二十年(1755年)亲自命名的.第二年，在他的《春雨轩小坐因而成咏》的诗中，道出春雨轩命名的原因:“去岁春雨好，轩成因名之”。出于对农业、农时的关心、乾隆以春雨轩为主体的诗、多达二十余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是年雨雪充沛，因而写下了《春雨轩》一诗:“积素流光映彩虹，(注:积素比喻雪)上元今岁景偏增。若论春雪如春雨，便庆食升有四升”，(注:据《史记·天官书》，食升，“正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 比喻春季雨雪多寡，对农业，农民生活的影响)，该诗说明，是年春雪 “映彩虹”，民间流传 “正月十五雪打灯”，是喻好年景，诗中的 “上元今岁景偏增”，恰似印证了民间这一谚语;“春雪如春雨”，同样宝贵。值得庆幸今年有了 “四升” 之食的好年景。杏花春馆这一景区是 “砌花鲜以馨、屏林华且滋” 的景象，但乾隆 “所喜不在此”，而欣慰的是 “菜甲既勃生、麦穗方饱垂”，也正是 “验农亦心斯” 的情景。在 “多稼轩” 、乾隆也有不少重农方面的诗作及题联、如 “数畦水田趣、一脉戚农心” 、 “要惟雨旸时、逢年殷祝好” 句。又如映水兰香诗有 “园居岂为事游观” 、 “鼻观真香不属兰” 、以此表明他身居御园之内、仍不忘农功、并以稻香胜过兰香、时时不忘农桑之事。乾隆到了年近八十的高龄，仍对气候及晴雨十分关心。在他七十八岁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所作《萃景斋》诗(属坦坦荡荡景区)中写道:“佳景必在春，而春望雨皆。桃李那在目，麰麦常存怀。即今雨沾足，满志舒眉才”。七十九岁时又作《萃景斋题句》:“望霖之际唤鸠鸣，盼霁之时爱鹊噪”。(乾隆自注:鸠唤雨鹊噪晴，农家用为占验)，这都反映了他的 “一脉戚农心”。

重视水利建设。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他第三次南巡，第一次来到浙江海宁，即将陈氏 “隅园” 赐名 “安澜园”。这是因为海宁地近海塘，汹涌的海潮曾给沿岸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乾隆十二年(1748年)，海宁潮溢，塌房十万间，淹毙一万二千人，江苏亦受潮灾。也就是乾隆南巡，第一次来到海宁这一年，浙江又被潮灾。当时有人写诗，描述了灾情严重的情况:“晚来海潮更可畏，砰砰谹谹定何物。蛟龙忿怒窟宅徙，虎豹咆吼山崖开。江涛助势挟奔走，飓田来往扬旌旆。此时性命鸿毛轻，居民避灾尽入城。”(祝德麟诗)所以取 “愿其澜之安” 的意思。乾隆回京后，将岁久失修的 “四宜书屋”，借修葺之际，按陈氏隅园的形制，加以改建，并更名为 “安澜园”。对此，乾隆作了明确的解释:“予缱念塘工，旬有报而月有图，所谓鱼鳞土备，南坍北涨诸形势，无不欲悉。安澜之愿实无不廑于怀也。由其亭台则思至盐官者，以筹海塘而愿其澜之安也”。(注:盐官，始建于西汉，吴王刘濞煮海为盐，在此设司盐之官，盐官镇因此而得名。自唐朝至抗战前、盐官镇一直是海宁州、县治所在地、故盐官镇即海宁)，乾隆在《四宜书屋》一首诗中，说明了圆明园中的安澜园是 “图来陈氏隅园景、构筑居然毕肖观、每月奏闻涨沙势、何曾一日忘安澜”。乾隆有关安澜园的诗作，都反映了他对浙江海塘安危的关心。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杭嘉湖一带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然而海塘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尤其是到乾隆时代，海潮北趋，更直接危及到历史上的海宁大堤，一旦冲破，苏州，杭州，嘉兴，湖州这杭嘉湖一带这一全国最富庶之地被淹没，进而影响国家粮食的征收。由此可知，乾隆六下江南，四到海宁，并非全为游幸，更反映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关心，重视。

研读书史，治国安民。安澜园是一处藏书的书斋，成为乾隆在此研读书史之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的《题葄经馆》诗中写道:“书馆信攸宁，新名曰葄经。无忘惟好学，有暇每来停。” 又乾隆二十九年《葄经馆》诗:“恒年黙记复潜神，那拟班家戏答宾。枕籍亦为耽博古，欲推实政善安民。” 诗中说的是读书不是为了 “博古”，而是要从书中得出治国安民之策。澡身浴德景区之 “解愠书屋” 、 “解愠” 之名，系出自舜帝所赋《南风》之歌。据史书《尸子》载，“舜帝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针对这一书屋之名，乾隆赋诗多首，借舜帝南风之歌，说明后世帝王要 “每对南风缅舜帝，抚弦总廑牧民方”(《再题解愠书屋》，意思是时时不忘了解民情，解除民怨。又如另一首《解愠书屋》诗:“书屋樾凉多，偏宜夏节过，问名惟解愠，抚序正南讹。匪悦一躬适，所期万姓和”。乾隆十分推崇杜甫的治国理念，他在《茹古涵今》御制诗的诗引中写道:“长春仙馆之北嘉树丛卉，生香蓊葧，缭以曲垣，缀以周廊，邃馆明窗，牙籖万轴，淑芳润，撷菁华，不薄古人爱今人，少陵斯言，实获我心。” 这里所说的 “牙籖万轴”，是说此处收藏的典籍之多。“茹古涵今” 之名、其含意是博学多闻、通晓古今。在这 “嘉树丛卉，蓬勃生香”，“邃馆明窗” 的书斋环境中，可以 “淑芳润，撷菁华”，通过读史，研经，探讨历代统治者施政的特点与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此来治理国家。在他的《茹古涵今》诗的最后两句:“今人不薄古人爱，我爱古人杜少陵” 之句，系仿杜甫诗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 的词句，以此说明要关心民瘼，使庶民安居乐业，以使大清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他的《素心堂》一诗中，叙述他为政五十年来的感怀:“溪堂号素心，素心见于何。敬天禀明旦，祈年祝时和。爱民廑向隅，勤政励无颇。……五十年光阴，阶前流水过。” 以此说明 “爱民” 、 “勤政” 五十年，目的是 “祈年祝时和”。“万方安和” 这一景区之名，其真含意在乾隆九年(1744年)，他的御制诗《万方安和》作了说明，诗中有 “万方归覆冒(注:覆冒，朱熹文:国朝受命，覆冒区宇，涵育黎元)，一意愿安康” 句，其意思是在广茅的国土上，一意使黎民百姓和谐安康。总之，乾隆即位后，以儒家的政治哲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关怀民瘼，重视民心，所以在其《四方宁静》一诗写道:“忆昔求安志，於今岂敢忘。要惟新岁稔，民庶共平康。”

乾隆十分推崇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家居之地曰濂溪，此后又居庐山莲花峰下，因名之为濂溪，世人称其为濂溪先生。他的《太极图说》及《通书》成为濂溪学派的代表作。乾隆在《濂溪乐处》诗中写道:“时披濂溪书，乐处惟自省。君子斯我师，何须求玉井。”(注:唐代韩愈诗有 “太华峰头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 句)。周敦颐在莲花峰隐居之际，著有《爱莲说》，它是一篇简短、清新、而又寓意深远的文章。弘历十二岁时，曾于避暑山庄内 “观莲所”，在其祖父康熙面前，背诵并讲解《爱莲说》。晚年时，他在诗中回忆道:“忆幼龄经读爱莲，濂溪义解圣人前。” 在该诗的注中说:“时扈从皇祖来山庄，曾于观莲所命颂《爱莲说》，并陈义解，皇祖深喜之。今余年七十有七，荏苒时光已六十有五年矣。” 乾隆在康熙面前背诵及讲解周敦颐的文章，其真实内涵是，由莲花而君子，由君子而理学，以理学治国平天下，以此说明要时时不忘大清王朝的安危。总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二部著作，其内容是以阐发心性义理之精髓，成为宋代儒家的代表。由于乾隆受儒家政治哲学的薰陶，重视民心，保护民生，以此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乾隆的诗作，有的纠正史误，有的胪陈史实。如康熙赐名 “圆明园”，在乾隆的诗作中，明确说明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他的《五福堂对玉兰花二十韵》一诗的注释中，指出 “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即康熙五十年)，盖与予同年也。” 这说明圆明园正式命名，当在是年。又乾隆五十三年，再作《五福堂对玉兰花叠去岁诗韵》一首，诗中一方面说明这里的玉兰花，借五福堂之义，又称 “五福树”，又曰 “寿实花”。在该诗的注释中，再次说明 “盖谓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玉兰即彼时所种、实与予同庚也”。由此可知，“圆明园” 这一正式名称，当始于康熙五十年，也是弘历出生之年。乾隆的诗作还记录了台湾首领首在圆明园山高水长观赏焰火的历史记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在他的《上元灯词》中写道:“联情中外异常年，海峤新番命入筵。” 这一史实说的是，在乾隆五十三年，福康安入台湾，剿除林爽文农民起义军，林爽文被俘，对平定这次农民起义的有功头目，令其来京观灯火，以示宠意。

乾隆的诗作，有的写景还要写情，小中见大，从中悟出一些哲理来。西峰秀色景区中 “含韵斋” 、是以中玉兰树为主、乾隆对这里的玉兰树十分欣赏、写了不少玉兰的诗作、而对斋前的六株玉兰树更是欣赏备至并以此比拟为 “六君子”。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含韵斋玉兰》一诗中，有 “今岁韶光未孤负、庭前六树灿芳华” 和 “亭亭玉立朴斋前、恰似竹溪对六贤”。又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含韵斋得句》诗中有 “含韵以何名，庭前玉兰峙。其数乃倍三，拟之六君子”。历史上的 “六君子” 、由于坚持正义、而被贬斥、甚至死于冤狱。如明朝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均为魏忠贤所陷、死于狱中、世称六君子。“澡身浴德” 景区之名，出自《礼记 • 儒行》篇，“儒有澡身而浴德”，意思是澡洁其身，而沐浴于道德。乾隆在御制《澡身浴德》诗序中写道:“王司州云:非为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他是借东晋王司州的话，指出该景区的意境，是修身养性，使心情如日月开朗之意。乾隆赋诗 “澄虚榭” 多首，反复讲述 “水” 与 “冰” 的关系、 “水虚冰则实、斯固其常理” 、 “惟虚故能澄、是乃言手水”。这些诗作以此悟出《易经》 “诚信” 的道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澄虚榭》诗中有 “中孚豚鱼吉、羲象阐其旨” 的句、四十七年的诗作中、又有 “更协中孚易、即景悟羲编” 的句。“羲经” 、 “羲编” 是《易经》的别称、 “中孚” 是卦名、 “豚鱼吉”，按《易 • 中孚》、 “信及豚鱼也” 、 “吉” 是吉利，幸福之意。王弼注解:“鱼者、虫之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之”。后人以诚信感人为 “信及豚鱼”。乾隆的方壶胜境《澄景堂》诗:“结则为冰融则水，水与冰皆具照理。水邻虚而冰则实，二物胥可以为镜，了当以彼喻乎此。要在澄乃鉴方平，吾于鉴人会其旨”。该诗是以水和冰说明镜鉴之理，唐太宗曾对其臣下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方壶胜境景区的“ 清旷楼 ”，洿乾隆的几篇诗作，既写物，又写了情，如乾隆三十一年《清旷楼》诗:“ 拾级高楼旷且清，非洿画栋与雕甍;石墙以外见墟里，为忆民艰及物情。”该诗说明这一雕梁画栋的楼宇建于高上，而墙外则是民居，以此联想到“ 民艰及物情 ”。

身为大清朝的皇帝，乾隆的学习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他为了便于和外藩首领能够直接交谈，便亲自学习藩语。在其一首灯词中写道，“弗教舌人通译语，华灯联席共欢论”。在该灯词中乾隆自己作了注释说:“乾隆八年始习蒙古语，十五年平回部，遂习回语;四十一年平两金川，略习番语;四十五年，因班禅来谒，兼唐古特语。是以每岁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见，即以其语慰问，用示怀柔之意。”

总之，作为清代最高统治者乾隆，在御园之中，留下了宏富众多的诗篇，从其诗作看起来是写御园之景，但实际多与时政，伦理密切相关。多是写实之作，所表现的方面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