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博物馆比较

中西方博物馆比较——赵树林访谈录

  大家知道圆明园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化遗址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大家熟知的1840年之后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把我们作为皇家博物馆的圆明园完全摧毁掉了。当然，清政府一部分皇家库存的国宝已经流散到民间，也包括民国时期，包括1949年国共两党的分裂之后建立新中国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大部分的文物，包括它的原址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说很难去界定，跟它同样重要的像卢浮宫，包括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如何来分类？也很难分类，因为它接近300多万件的作品流失到全世界各地了，很难划分。
  主持人：那像国外的那些博物馆他们的文物是如何分类的呢？
  赵树林：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初在俄罗斯生活过六年半的时间，我在俄罗斯的时候经常去俄罗斯的东宫博物馆，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之一。你像东宫博物馆是当时修建的一个皇宫，这个皇宫它实际上分为最后慢慢逐渐过渡到一个皇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它实际上珍藏了大概270多万件作品，这些作品它分为东方艺术，也分为古埃及艺术，也分为欧洲的艺术，它几个部分。那么这些藏品实际上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展品也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因为你要如果把270万件全部看完估计10年时间才能看完。
  主持人：所以我们说艺术收藏分成馆藏还有个人收藏，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宝贝，我不知道像现在的人他的收藏标准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国人。
  赵树林：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中国取得了经济上巨大的成就，作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一个资本迅速积累的这么一个新兴的国家，应该说我们中国也处在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也就是盛世我们谈收藏，乱世存黄金。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老百姓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每一个人更多的除了关注自己的生活方面之外，我们应该从物质的消费逐渐往精神消费过渡，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收藏。
  这个收藏的标准我觉得没有什么标准可言，比方说西方的标准和中国的标准它一定是存在着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同样，如果作为私人收藏和皇家收藏，和权贵的收藏，他的趣味也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那像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对面的网友，有的人侧重艺术价值，也有人侧重历史价值，更多的我觉得经济价值是不是第一位的呢？
  赵树林：如果一个社会我们仅仅看到的是物质或者是这个需求的话，我觉得可能面稍微窄了一些。因为从文化的价值来看如何看待一个艺术品的收藏，它的学术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还有它的历史价值，当然还有它的收藏价值，就是所谓的财富本身，我觉得应该分为几个层面。如果单单去看这个艺术品未来的升值空间或者是未来投资的可能性，或者是投机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是一个社会面临的比较现实的问题，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应该给我们的网友做一个介绍，一个建议，就是根据你们的收藏能力和你们的收入情况，不妨分为几类：
  一种是纯粹学术性的，你就是喜欢，你就是喜欢这段历史的东西，或者是偶遇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意识的做一些文化的投资，它跟不动产投资和动产投资是一样的，就是说它的文化艺术也是一个投资载体。
  主持人：那您这样无形中也给我们艺术品分类了，专题性和系列性，可以这样说吗？
  赵树林：当然，因为一个系统性的收藏或者是一个专题性的收藏，它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或者用有效的一个资本来置换这个东西。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漫无目的的收藏很可能消耗大量的金钱包括时间，如果你按照一个专题或者系列收藏就比较容易一些，像我们的圆明园它曾经是皇家的一个圣地，因为从雍正的父亲康熙到雍正的儿子乾隆，我们称为康乾盛世，这三代实际上到后来的光绪，一直延续到最后的宣统，实际上整个圆明园它不断的建设，不断的被毁掉，因为有自然灾害，包括火，包括被英法联军抢劫，包括被不断的洗劫，包括英法日意德澳他们八国的抢劫，包括军阀混乱，也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1940年之后一些作品的流失，流失到海外。解放后当然这些海外的文物应该如何回流问题，待会儿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整个艺术品这块，就是作为圆明园它的一些艺术品应该说是根据皇帝的嗜好，他们对书法的嗜好，对石头的嗜好，包括对园林景观的，包括对瓷器，包括一些青铜器，包括一些景观，包括景观的一些雕塑设计，实际上是跟他个人的嗜好有关系的，他们怎么去对玉的收藏，包括刚才你谈到的瓷器收藏，还有更多的一些杂项，是根据个人嗜好。逐渐的应该说每一代的皇帝他们有不同的嗜好，有的侧重书法，有的侧重可能是青铜器。
  主持人：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
  赵树林：对，文化教育背景也不一样。
  主持人：我们知道像圆明园文物有一部分流失到其他国家了，还有一部分应该是保留在我们国家的，它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赵树林：作为圆明园的文物这个没有办法去统计了。
  主持人：太多了。
  赵树林：因为这几百万件应该说广为流散到全世界各地了，有的包括我们最近看到的兽首在法国的拍卖，这是一个显现的，没有显现的就很难统计了，非常难统计。
  主持人：那像我们的文物在海外拍卖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赵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赵树林：我觉得拍卖本身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如果拍卖我们本身圆明园的文物这一点上，从我们的时效性上来讲，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作为这是中国的文物，而且在历史上是被剥夺的，或者是被抢劫的，那么我们有我们追讨的权利，拍卖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追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
  主持人：那您觉得拍卖它还是具有合理性的，追讨我们也应该用合理的方法去追讨，是这样吗？
  赵树林：我觉得从法理上来讲，作为拍卖行去拍卖一件文物，他只是一个中间人，他所托的是正征集上来的文物，一手是买家，作为他来讲他这个行为是合法的，因为作为他只是拿两边佣金，买家和卖家，我觉得从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就是买家和卖家，这个东西的合法性，它原来的根源所属性在哪儿，我们作为中国应该说大清帝国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属于我们民间的，也属于中国的我们作为中华子孙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有这个权利征讨，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并不是中间问题。
  主持人：那追回这些文物是不是任重而道远，十分艰巨呢？
  赵树林：我觉得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以后，这个问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像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他基本上占了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也同时掠夺了很多欧洲国家的一些文化遗产的东西，包括古玩、字画、黄金、白银，包括珠宝这些，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各国也用了外交的方法，或者是用了一种法理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征讨回来一部分，但是不可能全部。我觉得我们中国也可以借鉴这个，如何通过外交的方式，如何通过法理的方式，如何通过民间征讨或者是国家的索求也好，都可以做这个事。
  主持人：赵老师，我们同时知道您是像我们中国桥艺术文化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有在西方求学、工作的经历，我不知道您在看过中西方博物馆之后，会觉得反差是什么？或者比较一下它们之间的异与同。
  赵树林：我觉得如果仅仅从形式上看东西方的博物馆，我们刚才谈到圆明园的博物馆，包括埃尔米塔这是俄罗斯的皇家博物馆，也包括卢浮宫，它也是法国皇家的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这些实际上它们之间从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皇家收藏，然后个人的品位，最终反映的是他整个这个国家的文脉，这个历史。
  主持人：是不是也可以说它集纳了当时最好的东西在里面？
  赵树林：当然了，因为皇家嘛，整个国家是他的，整个财富也是他们的，所以说从形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博物馆跟西方的博物馆这个艺术品收藏趣味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国大家知道从1700年前，我们的古丝绸之路开始之后，我们逐渐打开了沟通世界的文化交流，所以我曾经说过真正的全球化是从中国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作为九州的一个大国地位，他制定了他的一个文化战略，也就是说他的丝绸和他的茶叶，还有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逐渐的往西方输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同样他拿这些东西换回来的是真金白银，他换回来的是西方的他们的手工艺品和西方的皇家文化，或者是西方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包括西方的宗教。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国力是比较强大的，而且你看康乾盛世的时候占了世界的GDP差不多三分之一，也就是我们的人口也占三分之一，在一千年前的开封，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纽约，  就是占了世界接近一半的财富，而且世界的规则那个时候大家都看中央之国，中国的伟大，宋朝，北宋。
  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的品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自我型的，内敛型的，但逐渐到了1840年的被迫开放，我称为那是第一次被迫的开放，那是被西方的洋枪洋炮给打开的国门，把我们中国传统的几千年的农业文化和皇权统治逐渐的被打破，我们被迫的是向外看。西方的钟表、西方的工业革命、蒸汽机，西方的铁路，各种方式逐渐的引进到中国，包括西方的哲学、西方的宗教、传教士，也包括西方他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的东西逐渐的影响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是自我，然后到被迫的向外看。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个借鉴，或者是复制，这是一个演变过程，它这个收藏必然曲线也是这样。你看西方的博物馆它完全是门类说的，刚才我提到东方艺术，埃及，犹太人艺术，不同的就是南美艺术和北美艺术。
  主持人：我觉得他们还应该来一个劫掠艺术。
  赵树林：对，因为应该说从这几百年，从哥伦布发现南美的新大陆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一个移民史，也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分裂，比方说当时的一些权贵他们除了欣赏黄金白银储备之外，还欣赏的是珠宝，包括艺术品，他是同样的，就是一种收藏的概念，逐渐的这时候他们也同时跟一些艺术家合作，来做他们那个时候所谓的文艺复兴，包括意大利的格局，意大利相关的文化出版，相关的就衍生出来了。
  主持人：经济征服之后的文化征服，可以这样说吗？
  赵树林：对，这个阶段以后他们就逐渐向荷兰，包括英国、包括法国这些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之后，他们建立了强大的一些海上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全世界的扩张，用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的方式逐渐衍生了金融的概念，也逐渐的衍生了现代艺术收藏的这么一个概念，它对艺术品实际上影响是蛮大的，然后逐渐的到像欧美、像澳大利亚，包括非洲，这些非洲的原始艺术，包括南美和北美的原始艺术，就是土著人的艺术，包括咱们东南亚和中国东亚的艺术，逐渐的他们把这些当然有做贸易的方式，也有被抢劫的方式，并不全是抢劫，它也是贸易的一个交易的过程，你包括拿到中国来不就是鸦片嘛，来去置换的这些东西。这个过程当然有抢劫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文物不断出去以后，西方人逐渐从我们东方文化和南美的文化、非洲的文化，他借鉴了很多东西，被元素，这样的话他主动性的把他的文化改良，变良，更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
  主持人：刚才我特别注意赵老师提到一个词汇，就是说圆明园博物馆，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事情，这个博物馆和这个遗址公园它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互通性吗？或者说就是一个意思？
  赵树林：我想可能都是一个意思，因为圆明园作为一个皇家园林它已经被破坏了，应该说从它的产生到现在它的经历实际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然后逐渐的自我自主的改革开放，我们逐渐的兴旺发达的一个过程。那么作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国际认同，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样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势必提两个概念，第一个是中国的文化复兴问题，第二个是中国文化的输出问题，和中国文化的引进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正视我们的皇家文化？如何去正视我们的文化遗产？如何正视我们中国的，我们现在经常在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能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有资本价值的一种知识产权的东西？包括它的资产？这是一个我想可能对社会是另外一个进步，也就是说是什么压制了中国的文明，是什么阻断了我们的文化传播渠道，是什么剥夺了我们对我们自身文化遗产的这种价值的判断？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王莹：特别是圆明园的留存也是我们寻根的一个地方所在，同时圆明园它的一段历史也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历史的一个写照了，是吗？
  赵树林：对，因为我跟圆明园协会的姚秘书长和谢会长也聊过天，也就是说圆明园它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的文化和近代整个文化审美的那么一个过程，当然也包括国家由盛变衰的过程，然后再到我们国家被强迫的过程，那么我们怎么利用现在迅速积累的国有财富来恢复，或者是彰显从精神上或者从某种形式上恢复我们中国原来的那个盛世，这个我想也有象征性意义。因为一个皇家园林的建设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像美国一样，在拉斯维加斯，在一个沙漠上建一个赌城，建一个米高米公司，梦工厂，包括迪斯尼，他用现代的观念做一些米老鼠、唐老鸭，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现有的国有资源下开发出一个用现代的技术，包括3D技术，包括动漫技术，也包括我们传统的园林方式来彰显出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和当代文化的这种结合的可能性，打造一个新的圆明园，打造一个新的给我们中国的不仅仅是皇家权贵阶层来享受的，也可以让我们的大众能享受到我们创造的文明和创造的财富。我想这个没有问题。
  主持人：那经过探讨，几位专家，也就是圆明园学会最初拿出的是一个什么建议？我看有朋友说可以建一个微缩景观，但我觉得已经无法展现当年圆明园的风采了。
  赵树林：无论怎么做，我觉得它都是有利于我们记住我们老祖宗文化曾经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保留这个原址，它更有价值，让我们记住我们曾经在历史上承受的屈辱和苦难，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如果在原址上做微缩景观，某种意义上说作为皇家园林，你仅仅是看到外观，你走不到那个感觉，那种场景，我想没有意义。
  主持人：观赏性是强了，但是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内涵相对来说就少了一些。
  赵树林：起码没有现场感了，我想是这样。
  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网友都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修缮工作或者兴建工作才能开始呢？因为现在的圆明园还是我们印象比较深刻，废墟，还有荷花塘。
  赵树林：这里边关系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政策方面，第二个实际上是资金的方面，第三个是学术方面的争论，还有国际上的一些影响，这几个层面。我觉得现在客观地说，我们中国到了应该重新正视我们的历史的时候了，也到了我们如何去复兴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政治的改革，实际上一个社会文化的复兴和重新建构可能更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文化的大发展和大格局也正是我们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就是文化的大发展，那么我们如何借总书记的这句话，我们怎么去做各级政府都在讲的文化创意产业，什么是文化创意产业？什么是文化产业？什么是创意产业？我觉得来结合这些应该是科学和技术、艺术和资本的一个结合，如何把我们的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未来可行的知识产权的资产结合到一起，我觉得意义更重大。
  至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开启这个项目？我想应该很重要的是天时到了，地利也到了，我们要找到合适的人，另外一个，要找到合适的团队，也要找到它的这个项目未来的营运模式，就是说我们不能建一个主题性公园，完了之后突然发现营运上出问题，不能给国家创造财富。
  主持人：看来前期、中期、后期都很重要。
  赵树林：当然，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好的项目模式，一个好的团队模式，还有它的战略发展，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打造一个，地点怎么选择，人怎么选择，这都是很关键的。
  主持人：看来还是一个大工程，还是需要时间，还是需要等待。
  赵树林：也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我们才有可能，因为中国富强了，我们应该提我们的精神消费了。
  主持人：知道赵老师来，我们新浪网友非常热情，他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博物馆收费问题，我知道您有很多在西方游历的时间，他们也提到在西方去博物馆他们只需要排队就可以了，不用收费，但是像我们国家博物馆不仅收费，收费还很高。
  赵树林：这个问题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谈，首先第一个，我走了世界上差不多上百家美术馆、博物馆，不收费的很少。
  主持人：是吗？
  赵树林：对，收费的相比不收费的要少的多，收费的多，因为一个博物馆的运行，包括一个博物馆它的限制人流，他收费是一个手段，因为一个博物馆的运行，它的水费、电费、研究经费和艺术品本身的保护措施，实际上这个消费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艺术品征集来，买来，研究，开发，未来整个推向传媒各方面，实际上它要消费非常大的一个社会财力和资本财力。我觉得每一个观众他来交一个门票钱，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的。
  主持人：那我是不是可以安慰一下网友，这是对艺术的尊重呢？
  赵树林：首先是这样。第二点，我觉得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一个博物馆的收费和不收费问题上来判定这件事，我觉得我不妨提一个建议，你即使是花钱，如今你能买到什么样好的精神愉悦的东西呢？
  主持人：说得好。
  赵树林：至于花钱也好，不花钱也好，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现实面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我们的好多博物馆都已经免费了，门票放开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进博物馆看艺术品呢？又有多少人理解我们的艺术品呢？这个我想也是另外一个给观众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需要培养呢？
  赵树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1991年我当时陪着一个领导，他有一个代表团，一个地方的代表团去采访东宫博物馆，当时他们住的酒店很好，我带的是最好的酒店，然后有很多孩子也住在那个酒店，那个领导的秘书问我，就是带队的，说赵先生，是不是这个酒店水平太低？我说为什么，这是最好的酒店？说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有8岁，9岁，有13、14岁的，我就去问，然后那帮孩子们说我们是假期专门到这儿来看东宫博物馆的，我说这个经费来源是哪儿？他说80%是国家开销，10%是学校的开销，10%是他们自己家里的开销。然后我把这个话返给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就说不理解，等我们第二天去参观东宫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家长抱着孩子，刚出生的孩子，去给他们讲这是什么样的作品。我们怎么理解？
    主持人：熏陶，从小培养。
    赵树林：对，从小培养对文化的一个判断，对文化的一个尊重，实际上它是对你自身的一个，过去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一个传承问题、继承问题和发展问题，还有你未来的文化创新问题。
  主持人：那相比较我们国家对于青少年这方面的文化培养，是不是相对来说太少了？有意识了。
  赵树林：这个我倒觉得从博物馆的建设，这方面我再提一个建议，因为我原来在意大利生活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这三万多人的一个小镇它拥有了五家博物馆和美术馆，有私立的，有公立的，三万多人。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陶瓷博物馆是世界级的，还有设计博物馆，也就是说意大利人对设计很关注，这五家博物馆我们算一笔账，一个镇三万多人就有五家博物馆、美术馆，那么中国的博物馆建设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四万亿基础建设能不能拿出很大一部分钱来，去建设我们的文化基础建设设施？
  主持人：的确是这样的。
  赵树林：包括我们的省会城市，包括我们的二级城市，甚至于我们的农村也需要博物馆，因为我们任何一个镇，可能任何一个乡村恐怕都是十万元以上，那么我们更需要博物馆的建设。
  主持人：这个数字太有说服力了，三万人的小镇就有五个博物馆，可以说像首都北京，一千多万人口我们也能数得过来。
  赵树林：对，从公共建设，文化设施建设到刚才您谈到教育问题，文化的教育问题，如何来建立一个文化的保障机制？比方说针对刚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比方说文化专项基金，这个文化专项基金就从我们每年的，我们城市的GDP或者这个国家的GDP中拿出一定的比例来，去固定的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我们刚才网友提的门票的减免问题，然后对文物回流的专项基金问题，包括博物馆建设，还有一些画廊、美术馆，包括设计博物馆，包括电影博物馆，包括资料的设施，包括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它跟社会连接的这一块，实践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就业问题，我们这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他们跟未来社会的连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蛮大的。一个北京市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创意文化产业基金才五个亿，我觉得太少了，应该五百个亿，甚至于一千个亿。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就是知识的经济，它也不仅仅是服务了，它更多的是前瞻性的，因为知识产权它是无形的，但是又是有形的，是有形的可以计价的资产。
  主持人：特别是像现在在经济各个国家都已经处于一定的水平之后，文化的输出、文化的建设可能就是更重要的了。
  赵树林：非常重要，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现在路上跑的汽车，有多少自主的知识产权？我们用的电器，我们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我们用的所谓的高科技的一些工具，包括我们的IT行业，我们的核心知识产权有多少？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两万三千亿的外汇储备和我们的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是用我们的能源消耗，我们是用我们的环境破坏，我们是用我们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这种所谓低产出的这种方式，我们是用我们的血汗换来的。
  主持人：代价太大了。
  赵树林：太大了。
  主持人：成本也很高。
  赵树林：所以说我们急需要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科学，教育、推广、研究，包括我们基础的美学教育、文化教育的推广、研究和它的整体建设，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我们未来的就业问题，和谐生态问题，和我们未来的我们核心的动力、发动机是从大脑，而不是仅仅从低端的产品上开始。所以我期待着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一些纺织品，或者一些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来加工的东西，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我们的文化遗产上，从我们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贡献上，或者价值观的输出上来跟美国一样，你像美国一个泰坦尼克电影可以拿到十几亿美金的票房和未来的延伸，我们作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广阔的市场，这么大的一个可能性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应该做一个研究课题。
  主持人：赵老师说得特别好，特别是意识方面，我觉得有了很大的改变，也特别理解您刚才说不着急兴建圆明园文化公园也好，遗址也好，还有博物馆也好的原因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好，意识还没有改变。希望我们各位网友，也包括像赵老师这样的专家多提一些意见，我们集纳更多的意见，也使圆明园它的兴建和恢复变得更加有意义。
  赵树林：我纠正一下，不能说不急，我们更应该先做战略规划，然后再做结构调整，做出一个未来的盈利模式加上我们合适的人群，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把这件事情共同的推进，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如何抓住这个机会重组我们自己的规则，包括文化规则和金融规则，和我们自己的经济规则，这是一个当务之急。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拿西方的标准，或者是规则，我们很难去超越它，因为规则是他们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和我们自主的研发能力，和我们未来自主的一个良好的生态，我们的经济重组可能更有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特色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文化加金融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文化推广、基础教育和未来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未来的文化输出问题，和未来我们的文化产出问题，包括艺术品的收藏，包括电影，包括我们的出版，也就是围绕着相关的文化产业，我们达到一个强大的资金背景来做支撑，它也就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过去通常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今天我想说文化自身就是一个载体，它也自身是一个产业链。
  如何进入这个良好的循环？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就是中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拿这个机会重新洗牌，重新建立属于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这么广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会，而不仅仅是依靠西方的这种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谈文化复兴是迫在眉睫，谈我们中国自身的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的一个结合也是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我觉得找到我们自身的规则，这个规则建立之后我们才能去有效、有序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主持人：所以看似是被动的停下来，其实是给我们留下了主动思考的时间。
  赵树林：有的时候暂时的停止或者是静止，它孕育着更大的能量，因为量变的过程实际上是要有耐心的，质变就不远了，有量变就会有质变。
  主持人：非常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新浪视频，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启示，同时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