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样式雷考》的史料基础
朱启钤《样式雷考》的史料基础
何蓓洁、王其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朱启钤《样式雷考》是研究清代杰出建筑哲匠样式雷世家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常被后继研究者当作“第一手资料”广为引用。典型如1963年单士元先生的《宫廷建筑巧匠——“样式雷”》，198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1993年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1998年金秋鹏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2002年孙大章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建筑卷》等论著，谈及样式雷世家，均曾援用《样式雷考》。事实上，长期以来，后人有关样式雷世家的论述大多是对朱先生《样式雷考》的复述或演绎。但《样式雷考》在发表时并没有注明史料出处，在缺乏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后人很难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综合研究”等课题的不断深入，已沉寂70多年的朱先生《样式雷考》底稿、札记和《雷氏族谱》等均被重新发现，在样式雷图档的整理中还发现了未曾被朱先生援用的大量旨意档、堂司谕档、随工日记、信函、等等，尤其是关于样式雷世家末代传人雷献彩[i]、雷献祥[ii]业绩的重要记载，为该建筑世家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详实的材料，已有必要也有可能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对朱先生《样式雷考》进行全面的校核和注释，廓清其史料来源，使其成为真正的信史，以裨益于相关研究的深化发展。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0678113、50738003
一、朱启钤与样式雷
“样式雷”一词的起源，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知该词最早见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起初常与“样子雷”混用[iii]，朱先生发表《样式雷考》以后，“样子雷”的说法不再被提起，而都使用“样式雷”。刘敦桢先生《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文中最早解释“样式雷”[iv]：“样式房雷氏俗称‘样式雷’。”后人的释义也大都本于此，即“样式雷”是在清廷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供职的一个雷姓世家的荣誉性代称。
朱先生与样式雷结缘，早在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他曾自述：在民国初年，就曾经设法访求样式雷图样，但当时雷氏以为将来还有居奇的余地，将图样藏匿，不予见人[v]。1929年，朱先生因“深惧文物沦胥，传述渐替”[vi]，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朱先生提出的学社使命第一条即“沟通儒匠，浚发智巧”；该文还特别强调：“明清大工，画图估算，出于样房、算房，本为世守之工，号称专家，至今犹有存者。”[vii]
1930年5月，雷氏后裔雷献春[viii]因家境窘迫，将家中旧存宫殿、苑囿、陵墓各项模型图样四出求售。朱先生认为“雷氏世守之工，自明初以迄清末，历代相承，有五百年之历史，而所保存之图样，亦不得不视为前民艺术之表现”，具有重要的价值，深恐其被随意抽取，任意买卖，使原本系统的资料零星散失，最终消归乌有，于是建议于文化基金会，设法筹款，于1930年6月从东观音寺雷宅购回[ix]，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样式雷图档的主体部分[x]。此外，1930年北平市工务局长汪申伯先生还为中法大学购存了另外一部分雷氏家藏图档，为水车胡同一房雷文元[xi]卖出，1932年中法大学曾将目录送至中国营造学社审定[xii]。三十年代的这两次大规模收购，荟集了大部分雷氏家藏图档。当然还有小部分被零星购买，分藏于多家单位。比如，1931年日本人荒木清三就曾收购277件样式雷画样及上千件相关文档，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xiii]。此外，美国康奈尔大学东方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尚收藏有少量样式雷图档。
这些收购样式雷图档的活动使其市价陡增，不法之徒竟竞相仿制出售，建筑营造厂商的估册账簿也被视为奇货。朱先生愤慨于“样子雷竟成王麻子、汪麻子之市招”，特地撰文澄清了样式雷遗物的分布，以正视听，更高瞻远瞩地建议“主持机关”将所有模型、图样集中一处，汇合整理，分工合作，使样式雷模型图样成为完整的系统[xiv]。朱先生的这一建议，对样式雷世家及其建筑图档的研究，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3年春，雷氏后裔雷献瑞、献华兄弟[xv]向朱先生出示其族谱及有关营造之信札文件，经朱先生整理，编著《样式雷考》，作为《哲匠录》“雷发达”一条的补充，刊发在当年3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上[xvi]。同年六月的《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接踵发表了刘敦桢先生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此文乃受朱先生嘱托，“以样式房雷氏为导线”，“整比清季工程，与雷氏有关者，以资参证”。[xvii]两文互相辉映，成为样式雷世家和其图档研究的开山经典。而作为样式雷世家及其图档的抢救性发掘者和系统整理研究的宗师，朱先生也同“样式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2007年6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其中无疑包含了朱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朱启钤《样式雷考》注
从现存朱启钤先生的遗稿看，在写作《样式雷考》时，他曾广泛搜集相关档案文献，并做了详细的摘抄[xviii]，包括《清史稿》、《东华录》等背景性文献。而各类雷氏族谱，如《雷氏族谱——雷氏重修迁居金陵复迁居北京世系图》（下文及注释均简称《雷氏族谱》卷一）、《雷氏族谱——雷氏重修迁居金陵复迁居北京世录》（下文及注释均简称《雷氏族谱》卷二）、《雷氏支谱》等；雷氏成员的各种笔记、信函，如雷思起的《精选则善而从》、雷廷昌《禀文》等；样式雷图档中的相关材料，诸如“堂谕档普祥峪菩陀峪纪事”、“同治十二年雷氏旨意档”、“惠陵随工日记”等等；以至于雷氏后裔口述历史，则是写作《样式雷考》最主要的依据。可以说，除了1950年代以后陆续获得的样式雷各祖茔《碑记》[xix]及雷氏各先祖画像[xx]等少量资料外，朱先生撰写《样式雷考》，已基本涵盖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所能获得的绝大部分相关文献材料。
以下，将依据朱先生曾掌握和现今新发现的文献材料，对《样式雷考》全文加注（脚注），以彰明《样式雷考》的史料依据，裨益样式雷世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朱文用楷书简体，其中与史料不符或错误之处，均加粗标示。
雷发达，字明所；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人。生於明万历四十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二年（1619～1693年）[2]。雷氏本江右钜族，本枝繁衍，子孙分居豫章各郡县者，不一籍[3]。北山支起於元延祐初，有雷起龙者自千秋岗移居县城之新乡北山社，遂自号“北山翁”[4]。按《雷氏大成族谱》谱称：雷氏以方雷公得姓受世，故自雷公始，以《周易》六十四卦纪世系，至焕公已六十四世，乾元再周。至起龙，适为百世（谱以再周之口卦计则三十六世）[5]。起龙三子，在元代皆以儒显。长曰洪，科举中选拔进士，官吏部右丞。次曰溥，举进士，任峡州儒学教谕。三曰源，任陵路东山书院山长，分居三宅[6]。洪之子善性始称“北山支”[7]。善性之子宗正，元末遭乱避居新奉[8]。其子文远，以明洪武元年只身回籍，自号“东山翁”，娶妻复业。晚年生本庄，乃以继子本端应役於国家，见於《东山翁自记》[9]；所谓役者，殆别于儒与匠耶[10]。在明季，本庄之子景常又称北山前房支，景升则称北山上房支[11]。景升生子中义、孙正轰、曾孙永虎[12]。景升之玄孙玉成避明末流寇之乱，与子振声、振宙徙家於金陵之石城，而玉成遂为迁金陵之支祖[13]。发达，振声子[14]。清初与其堂兄[15]发宣（振宙子）以艺应募赴北京[16]，又为“样式雷”家发祥之始祖。康熙中叶，营建三殿大工，发达以南匠供役其间；故老传闻云：“时太和殿缺大木，仓猝拆取明陵楠木梁柱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金梁举起，卯榫悬而不下，工部从官相顾愕然，皇恐失措；所司私畀发达冠服，袖斧猱升，斧落榫合。礼成。上大悦，面敕授工部营造所长班。时人为之语曰：‘上有鲁般，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17]年七十解役[18]，殁葬金陵[19]。长子金玉继其业。
雷金玉，字良生，发达长子；生於顺治十六年，卒於雍正七年（1659～1829）[20]。先以监生考授州同[21]，继父业营造所长班，后投充内务府包衣旗[22]，供役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以内廷营造功钦赐内务府七品官，并食七品俸[23]。年七十时，蒙太子赐“古稀”二字匾额[24]。初娶刘氏，无出；继娶柏氏，生长子声沛；又娶潘氏，生二子声清、声洋；又娶钮氏，无出；继又娶吴氏，生子声浃；及张氏，生子声澂[25]。蒙恩赏盘费银一百两，奉旨驰驿归葬江苏江宁府江宁县安德门外西善桥[26]。声沛、声清、声洋、声浃初均遣归，惟张氏所生幼子声澂独留居北京海甸槐树街[27]。张氏抚幼子继其业[28]。故雷氏家谱以金玉为迁北京之支祖[29]。样式房一业终清之世最有声於匠家亦自金玉始也。刘氏、柏氏、潘氏、钮氏俱合葬江宁，张氏殁葬北京[30]。
雷声澂，字藻亭，金玉幼子。生於雍正七年，卒於乾隆五十七年[31]（1729～1892年[32]）。生三日而金玉就木[33]，奉旨归葬金陵，诸子尽室南行，独张氏抚幼子留居北京，继承父业。初，方声澂之幼孤也，样式房掌案为其伙伴所攘夺，其母张氏出而泣诉於工部，迨声澂成年，乃得嗣业[34]（其母张氏抱子诣工部声诉，恩准以声澂嗣业，乃雷氏子孙传述者，谱中不载）。按其生卒年而定其生存年代，则知彼承值内廷，正在乾隆中叶土木繁兴之际，而谱中於声澂一生遭遇及所执艺事，略无纪载[35]，亦可异也。惟其孙景修笔记云，同治四年於张氏墓上立石，表扬祖妣盛德[36]，或有所本欤？
雷家玮字席珍，声澂长子。生於乾隆二十三年，卒於道光二十五年（1758～1845）[37]。乾隆中曾奉派查办外省各路行宫及堤工等处及滩内盐务、私开官地等事[38]。随銮供奉或一年二载，不时归还[39]。盖南巡盛时，各省备办行宫，样式雷氏奉派南行，事所必然。而淮上盐商竞献供张，沿途点景，争艳斗靡。清客匠作奔走於其间，皆有奇嬴。李斗《扬州画舫录》之《工段营造录》，师承出於内廷工程作家，可为斯时确证也。
雷家玺字国贤[40]，声澂次子。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卒於道光五年（1764～1825）[41]。於乾隆五十七年承办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园庭工程及热河之避暑山庄[42]。中间因办昌陵工程出外，以弟家瑞领圆明园掌案[43]，其长兄家玮则时赴外省查看行宫、堤工。兄弟先后继武供事於乾嘉两朝工役繁兴之世。又承办宫中年例灯彩及西厂焰火、乾隆八十万寿典景楼台工程[44]，争妍斗靡，盛绝一时。其家中藏有嘉庆□年圆明园东路档案一册，手纪承值同乐园演剧，鼇山切末、灯彩、屉画雪狮等工程[45]。汉宫旧事，犹见一斑。
雷家瑞字徵祥，生於乾隆三十五年，卒於道光十年（1770～1830），声澂幼子[46]。其兄家玺因昌陵吉地出差办理陵工，家瑞在样式房料理一切官事，蒙内务府苏大人添派为样式房掌案头目。后因嘉庆中大修南苑工程，家瑞承办楠木作内檐硬木装修，至南京采办紫檀、红木、檀香等料，并开雕於南京。家玺陵工告竣仍归圆明园办楠木作事。家瑞雕工完，亦回京办理料木归公安拢，工竣始辞退堂差回家[47]。盖当乾嘉盛时，样房工作内外兼营，家玮、家玺、家瑞兄弟三人通力合作，是以家道繁昌。家瑞又於南行时赴江西建昌祖籍重修《大成宗谱》[48]。
雷景修字先文号白璧，又号鸣远，家玺三子，生於嘉庆八年，卒於同治五年（1803～1866）[49]。年十六即随父在圆明园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奋力勤勉，不辞劳瘁[50]。道光五年，父故，以差务繁重，惟恐办理失当，谨遵遗言，将掌案名目倩伙伴郭九承办者十余年[51]而自居其下[52]。后於咸丰二年，郭九逝世，乃争回自办[53]。迨至咸丰十年八月，圆明园被焚，档房停止[54]，乃移居西直门内东观音寺[55]。景修一生中工作最勤，家中裒集图稿、烫样模型甚伙，筑室三楹为储藏之所[56]。经营生理，积赀数十万。并修谱录，茔舍规画井然[57]，世守之工，家法不堕者，赖有此耳。子思起、孙廷昌於同、光之间因缘时会以陵工，蒙异数得貤封通奉大夫赠二品封典[58]。
雷克修字雨田，行五，金玉胞弟金鸣之曾孙，与景修同辈，实共高祖之兄弟也。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卒於道光三十年（1772～1850）[59]。隶顺天宛平民籍，入学为庠生，由四库馆议叙选授河南信阳州州同[60]。於嘉庆十四年自海甸槐树街祖宅迁出别居东直门北新仓[61]。於道光七年撰有《雷氏支谱世系图录》[62]，序列谨严，边栏刊有“龙剑堂”三字。龙剑堂为北山支本宗之堂号，其时各房子孙有以争充样式房世业，又有“槐树堂”者，为雷家蓄养奴婢所生子孙，异姓冒宗，更成一派。克修自好之士，乃以业儒，自别家谱。跋云：槐树街老宅几不能容，余别有执业，常居京师，遂迁居北新仓云云。克修故能文，而於其家艺术事，谱中皆略而不言，岂门户之分，寓有隐痛欤？
雷思起字永荣，号禹门，景修三子，生於道光六年，卒於光绪二年（1826～1876）[63]。同治四年，以定陵工程出力，以监生赏盐大使衔[64]。思起自记，同治十三年因园庭工程进呈图样与子廷昌蒙召见五次[65]。盖其时有修复圆明园之议也[66]。
雷廷昌字辅臣，又字恩绶，思起长子，生於道光二十五年[67]，卒於光绪三十三年[68]（1845～1907）。光绪三年，惠陵金券合龙、隆恩殿上梁，廷昌适供差样式房。以候选大理寺丞，列保赏加员外郎衔[69]。后纳赀为祖父母、父母捐请二品封典[70]，匠家子孙遂列在缙绅。斯时大工，正当普祥、普陀陵工方起，三海、万寿山庆典工程又先后踵兴，内而王公贵胄，外而疆吏富商，捐赀报效，辇金请益者，踵接於门，样式雷之声名，至思起、廷昌父子两代而益彰，亦最为朝官所侧目。[71]
参考文献：
1、朱启钤、梁启雄《哲匠录•样式雷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
2、社事纪要，《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
3、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1933。
4、单士元，《明代营造史料》,《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
5、王其亨、项惠泉，《“样式雷”世家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2。
6、王其亨，《雷发达太和殿上梁传说的真相》，《新建筑》1988，4。
7、艾永明，《清代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
8、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